中情局档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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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那么整个西方就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了苏联人的眼前。杜鲁门总统几年来始终对“红色恐怖”没有深刻的认识，直到美国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望已经迅速滑落。为了挽救自己的声望，杜鲁门总统开始转移公众的视线。他决定想办法来拯救西方世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给他出主意说，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当今的美国最简单不过了。只需要发表演说，耸人听闻地把红色恐怖夸大，美国人在吓个半死之后就会积极支持您。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演讲，他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了警告。他夸大其词地说，除非美国展开海外反共行动，否则全世界都会面临浩劫。他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希腊问题。中央情报组给他的情报说，现在希腊正“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恐怖活动威胁”，美国必须投人数亿美元来稳住局势。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援助，“混乱势必扩及中东全区”，欧洲各国的绝望势必加深，黑暗势必降临西方世界。最后，他提出他想告诉大家的他的信条：“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意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势力或外来压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杜鲁门主义。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美国的敌人攻击任何国家，就等于攻击美国。

但是，想要实现这一“世界警察”的身份，或者说，想把这一蛮不讲理的主义付诸实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杜鲁门虽然把数百万美元连同战舰、军人、枪械、弹药、汽油弹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希腊，但他还需要大量的间谍。于是，中央情报组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大批间谍涌人希腊。没过多久，希腊首府雅典就成为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

此时的杜鲁门已经认识到了谍报工作的重要性。他给中央情报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海外从事反共活动。总统已经明令，间谍活动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那么，中央情报组这个小“单位”的被撤除也就指日可待了。1947年6月27日，国会某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希望就在本年夏末正式成立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认为新成立的这个叫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位置应该属于艾伦·杜勒斯。此人是个极端的爱国者，1893年出生于纽约州沃特敦的望族，他的父亲是镇上长老教会的牧师，外祖父和舅父都曾当过美国的国务卿。他在一战期间并没有资历，能成为外交官，恐怕还是靠着显赫的家世。美国20世纪大萧条时期，他成了一名律师，后来在战略情报局的瑞士工作站担任主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使很多业内人士都记住了他。因为他的情报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美国的间谍大师。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眼神清澈明亮、笑声爽朗、和蔼可亲中带点顽皮狡黠的人，但能深入到他内心的人知道，他是个口是心非、野心勃勃的人，并且城府颇深，阴晴不定。这自然是间谍头目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美国政府把建立中央情报局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运行。所以，他们最先让艾伦，杜勒斯开办了一个秘密情报研习班。艾伦，杜勒斯担任教官，被挑选的人都在情报部门混过。艾伦·杜勒斯告诉他们，中情局应由“不求闻达的极少数精英团队领导”，也就是说，中情局不是个升官发财的地方，而是一个办实事的地方。这个局的负责人应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兼备“丰富的经验和高深的学识”。很多人都意识到，他是在说他自己。他同时要求，局长的助理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是军人，则应“抛开原有的陆军、海军或空军军官身份”换上“情报机关的装束”。

那么，这个中情局大概需要多少人呢？杜勒斯说，只需要几百名好手就可以。他向国会议员保证：“本局的行动既不会虚浮夸张，更不能像业余侦探认为的那样，过度笼罩在神秘和玄虚中。成功的唯一条件是努力、准确的判断和常识。”

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只需要等待杜鲁门总统的任命了。1947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该法案在美国历史上有着举足希伦科特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住第3住中央情报主住。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由总统杜鲁门签署的国家安全法，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希伦科特出住首住局长，并兼住中央情报主住，直到1950年10月7日。

轻重的作用，就是因为它部署了已经开始的冷战新架构。该法案使空军成为独立军种，同时设置了国防部长一职。然后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化作为白宫的“总机”，供总统决策参考。而这个“白宫总机”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两个月后成立的中央情报局。1947年9月18日，根据《国家安全法案》，中央情报局正式挂牌。可惜的是，第一任局长并非杜勒斯，而是行事谨慎的原中央情报组组长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

不过，中情局这朵花在盛开之初就让人很不看好。按照《国家安全法案》的详细规定，中情局只有权力将各部院各局的情报进行对比、评估，然后传送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可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对这一机构进行强烈而无情的反对。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直言不讳道：“我对这个机构怀有极强烈的不祥的预感。我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从控制它。”

所以，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他们都不接受中情局。中情局成了弃婴。在随后的两年里，中情局一直没有正式的章程，国会也没有划拨经费给他。中情局之所以能延续下去，全赖少数国会议员补贴经费来养着它。

不过，这朵花之所以能在美国历史上盛开至今，皆因《国家安全法》中有这样的一条：中央情报局可以执行“其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功能和任务”。这十几个字所蕴含的权力可大可小，多年后，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执行了百起重大秘密行动，全是以“国家安全有关”这几个字来充当旗帜的。

而中央情报局接受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在1947年12月14日，中央情报局档案中称这次任务为“意大利行动”。

意大利行动

第一任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是很看重中央情报局的人，他有一次把八局长希伦科特叫到五角大楼，对他说，中央情报局在几个月里的表现让人很不满意。表面上看，中央情报局根本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福里斯特尔站在高处，能看得清中央情报局都干了些什么。即使是身处中情局内部，也有人对中情局的前途大摇其头，很多出色的情报人才都纷纷离去。中央情报局在短时间内由于受到资金限制还不能将这些人揽于麾下。一位地方情报站站长在给局长希伦科特的信中提到：此时正值“政府最需要一个有效率、规模日渐扩大的专业情报机关之际，中情局却流失专业人才，又无法网罗有才能的新人”。

希伦科特此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想让中情局在斗争中壮大起来。1947年12月14日，还无法承担重大任务的中情局毅然地接受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它发出的第一道最高机密令，要他们执行“秘密心理战，以期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动的活动”。而第一步，就是要中情局着手打击意大利“红色分子”，以防他们在1948年4月举行的大选中夺权。

中情局给白宫的报告中指出，意大利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倘若共产党赢得选举，必然会占领“这个西方文明最古老的所在地，尤其是全球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会密切关注梵蒂冈的安危”。

梵蒂冈宗座宫殿

梵蒂冈城国，前身为教皇国，是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西北角高地的一个内陆城邦与内地国家，为罗马天主教会中央政府以及圣座的所在地。梵蒂冈是占世界1/6人口的信仰中心，也是全球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

梵蒂冈自1929年开始被《拉特兰条约》确定为主权国家，接受圣座的直接统洽，是教宗的驻地所在。城内设有教廷大部分的国家机关，故一般皆将“梵蒂冈”与“教廷”一词画上等号。

虽然梵蒂冈在地理上是一个小柄，但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却拥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

府包围的梵蒂冈处于枪口之下，这种可怕的情形在美国人眼里简直就叫人瞠目结舌。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提出，即使是来场血腥的枪战，也要比让共产党合法夺取政权好得多。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效仿共产党搞颠覆。

没有人同意他这种愚蠢的想法，至少中情局认为，倘若真的按这位苏联问题专家的话去做，那么，中情局也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另外，白宫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就已经推翻了那位苏联问题专家的建议。白宫方面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武力的。

中情局必须要干好这一单，才能有日后在政府的一席之地。可是，谈何容易呢？按照中情局的逻辑，想要对付国际共产主义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中情局意大利首府罗马工作站站长詹姆斯，安格尔顿预估的经费是1000万美元。但经费从哪来呢？中情局仍然没有独立预算，也没有应急费用可以支持秘密工作。

福里斯特尔主动站出来帮助中情局，他与好友艾伦，杜勒斯先是央请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与政治人物等若干好友捐助，可这些人虽然不是一毛不拔之辈，但捐出的钱离1000万美元还差十万八千里。

福里斯特尔最后想到了一个有钱人。此人就是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他是福里斯特尔多年来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斯奈德最终被老朋友说服，挪用了外汇平准基金。该基金成立于大萧条时，原意是通过短期通货交易，稳定海外美元币值，二战期间则变成从轴心国家掳获战利品的收藏所。

这当然是个金库，但斯奈德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钱直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