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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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陷入死气沉沉的悖谬之中，违背常理。
福柯简洁地概括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个社会的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已经大声地谴责了自己的虚伪，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沉默，坚持不懈地详细叙述自己没有谈及的东西，斥责自己所实施的权力，并允许自身从使得自己运作的那个法律中解放出来。福柯希望不仅探讨这些话语，而且剖析支持着这些话语的意志与战略意向，并强调他想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为什么受到压抑，而是我们为什么带着激情，带着对我们不久的过去、目前和我们自身的怨恨说：我们受到了压抑？我们凭什么螺线宣称性被否定了？凭什么去公开表明我们隐藏了性，说我们把性压制到沉寂的地步，而同时又一直用最明确的词表现自己，力图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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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的最黑暗的实在，在其权力和作用的确实性中证实性呢？“
R E“压抑假说”所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因为，福柯表明，恰恰是在所假设的主要压抑期间，在医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了有关性征话语的“真正激增”
；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性慎重（如果不是现在，那至少在维多利亚时代）
，而是它从１９世纪初开始产生了有关性征的永无止境的多形态话语：异常性征的研究和分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性诊断；对儿童手淫的关切等。对此，“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会轻易地答复说，如果有人假定性征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驱力，被它的敌人视为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危害，那么他就会确信无疑地期望他们作为压抑的立法者会表现出高度的警戒，并用理论和实践装备来武装自己。因此，在福柯看来，性沉寂和秘密的缺乏，对“压抑假说”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对其倡导者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种缺乏恰恰证明了压抑力量的强大和胜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压抑假说”。
然而，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评基本上并不依赖于辩驳它所假定的性沉寂和秘密这个内涵，而是有赖于论证：“压抑假说”的倡导者必然接受一些有关权力、真理和性征的特征的基本上错误的假定；当这些错误的假定被拒斥并为其他假定所取代时，有关性征的话语的“真正激增”就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尤其是，应该把“压抑假说”本身看成是现代社会惩戒权力的一种话语武器。
“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主要作出了三个错误假定。首先，假定权力是否定的，认为权力实施典型地包括禁止、限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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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３４２
缚、排除等。这个假定认为“否定的”权力作用于某个先于并独立于这种权力实施的事物之上；权力的实施包括对预先存在的“对象”进行各种限制。压抑概念假定了这一错误的权力概念。福柯对此提出了疑问：从根本上说，权力机制（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
真的是压抑的吗？
权力的运作形式真的是禁止、检查、抑制吗？其次，假定“真理”基本上是解放的，认为启蒙运动的知识观能把我们从谬误和虚幻及基于它们之上的统治和从属样式中解放出来。
“压抑假说”
因此被看成是解放的知识或真理。
针对这个假定，福柯嘲弄了把性自由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的有关性征的话语的倾向。最后，假定性征是某种植根于大部分甚或所有人类体验和活动并且能在各种通常必然地伪装起来的形式中表达自身的本能力量或内驱力。这些不同形式可能在社会历史上是专门的，但是被压抑的内驱力本身却与历史无关，在某种含义上是“自然的”。福柯并不否认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特征，即生殖的性形式，而是否认性征与生殖形式是同义的。福柯对性征有独特理解。
弗洛伊德、Ｈ。马尔库塞和Ｗ。赖希是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他们基本上都作出了以上假定。弗洛伊德自认为早期有两大发现，其中一个就是认为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
，人的无意识本能、欲望特别是性征（性欲）
，总是处于压抑的地位，并探讨了受抑里比多的释放和转移的问题，即升华。弗洛伊德把性看成一种驱力，本能的心理学表象，而文化则要求压抑这个驱力。通过把这个发现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文明是受抑本能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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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尤其是性征）得到升华的结果。
马尔库塞基本上赞同弗洛伊德的思想：人类史就是其受压抑的历史，压抑是人类进步的先决条件。但是，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强调幸福与性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文明不会因性征活动而受损。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作了两点修正。首先，爱欲（作为人的机体追求快乐的普遍属性）并不等同于性征（作为生殖机能对异性的生理追求）。其次，文明社会里爱欲受压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爱欲的反社会性”
和“物质的匮乏”
，而是出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因为压抑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的压抑”与“剩余的压抑”
，前者是为建立和维持文明而必须对本能作限制，是由于物质匮乏和必要劳动，具有合理性，但后者只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把资源分配形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强加在个人身上所必须的，这种压抑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愈来愈成为多余。现在，“基本压抑”
已经结束，只要消除统治者施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强制形式，就可获得爱欲的解放。
赖希在《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１９２９年）和《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１９３６年）中，尤其在《性道德的强求》对人类历史作夸大其辞的说明中，也作出了以上假定：“从最早的氏族（基于血统关系之上）社会到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特阶段总是呈现出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原始经济共产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个阶段，它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的增长和扩大以及相应认识到的人类需求等有关系。这一过程最终导致生产的所有权集中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手中，即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另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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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５４２
从自然的性自由、从基于同种血缘之上的氏族（基于血统关系之上）家庭导向有关私通之禁欲主义和永久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思想意识。
它的发展线索是生殖性征不断爱到限制、压抑和扭曲。“
R F 同马尔库塞一样，赖希想方设法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性压抑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某种形式的“压抑假说”。而且，作为一位精神分析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赖希不仅献身于有关压抑假说的真理及其基于其上的政治实践的解放价值，而且还致力于治疗实践的解放价值。在这两个医疗实践中，病人从其漫长和深远的受抑过去中痛苦地得到康复，从而确认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表达的一般真理，不难看出，赖希是压抑假说的典型倡导者。
福柯着手对赖希作出的有关权力、真理和性征的假定发出了挑战。首先，与其早些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否定”形式相比照，现在权力变得愈来愈“确实的”或“生产的”
，这是自１８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社会的关键特征之一。
现代权力通过构建新的活动能力和方式而起作用，而不是通过对预先存在的活动能力和方式进行限制。其次，大量机构化实践达到了现代权力的这一生产性，各种理论话语，尤其是人文科学话语（包括精神分析和性征的话语）典型地向这些实践注入了活力。福柯与赖希之间的基本对立在于：前者认为性征本身是社会历史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确实的权力所特有的话语实践的产物，而后者认为性征是具有生物学基础的驱力，并屈从于各种在社会历史的含义上是否定的权力的专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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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柯认为，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不仅在权力和真理问题上作出了错误假定，而且还作出了内在地与精神分析等实践相联系的性征话语，这种实践恰恰是现代权力的典范。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性征”因这样的方法而被概念化，以至于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治疗的唯一忏悔的本性，病人才能确认有关他们自身的这一“真理”。由于有各种可能形式的伪装，本能力量想方设法阻止人们去发现它，因此只有精神分析家敏锐地运用精神分析话语，才能撕破这些伪装并经由知识获得自由。
在权力和知识问题上，福柯与赖希之间的对立已确信无疑。尽管如此，两人之间的理论还有相容和潜在地相互补充的一面。他们都认为，性征并不指具有各种特征（现代性征话语赋予它的）的无关于历史的驱力，而是，性征不仅在历史上是专门的，并至少具有部分的肉体本性，而且还是那些通过其自我赋予活力的话语而把自身描述为针对无关于历史并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某物的实践的产物。
进一步考察发现，尽管福柯和赖希对真理、权力和话语之间关系的看法基本上不同，但在某些方面看，福柯也在认可并且以不幸的方式重复了赖希的“压抑假说”。首先，有时候福柯有他自己的“压抑假说”
；很久以前，存在着自然肉体；接着它们因戒律和性征而变得“压抑”
；现在我们必须推翻这种压抑，重新获得我们的自然的肉体状况。第二，由于福柯自己的压抑假说，因此他对赖希的压抑假说提出的异议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这是因为福柯在确实肯定的和否定的权力之间作出的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