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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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ｅｎ）中尤为明显，在检查中，权力和知识相互交叉以形成一个允许限定、分类和惩罚的标准化监视。检查引入了一整套机制，这种机制把某种知识构成与某种权力实施联系在一起了。
O I 在别的任何地方，知识和权力的重叠都没有这里完美和清晰，特殊的知识构成与特殊的权力实施相联系，在戒律所使用的所有控制策略中，最有特点、最广泛应用且其形式和表现最为多样化的，正是检查。于是，同其他两个途径相比较，检查处于戒律的核心地位。如同《诊所的诞生》指出的，在古典时代，医学检查变得十分重要，它的特征也随着医生开始寻找不同事物而变化。
但是，《监督与惩罚》则认为，虽然在１７世纪早期，检查在法国医院里是迅速的、不规则的和不频繁的，但在１８世纪后期，医生把病人置于一个几乎永久检查的境地，检查成了医生的实践，医院成了不同知识形式的生产场所。于是，福柯的兴趣从早期的话语（作为不同知识形式的结构中的主要决定因素）转到机构实践（它决定了医学知识的特征，并把医学知识的场所从权威的书籍转到用来被检查的身体）。
权力通过检查这一技巧把它的客体置于客体化机制中，检查是这一客体化的礼仪。
检查产生了有关个体的特殊发展、性情和能力的知识，个体第一次以记录、档案、图表的形式而被客体化。这些惩戒证明和技巧的结果是每个个体都成了个案。鉴于在欧洲封建体制下，具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最为个体化，有关国王的著述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描述都要频繁，但在惩戒体制下，权力变得更加无个性。结果，最没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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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７３２
人反而最为个体化：“孩子比成人要个体化，病人比健康人要个体化，疯人和违法者比正常人和守法者要个体化。”
O J 这就是说，由等级监视和规范化判定产生的这种个体性并不具有当个体性与权力联系时由个体性授予的那种优势。
福柯承认，个体不仅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示的虚构原子，而且个体还是由人们称之为“戒律”的这种专门的权力技术制造的一个实在。
O K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基本上生产了经严密组织的、孤独的和自我控制的臣民。于是，权力不再否定地是压抑或审查的，而是肯定地生产了个体、知识、客体领域和实在本身。
在福柯看来，戒律是一种训练形式，一组监视技术，一种产生知识的途径，而监狱是最典型的惩戒机构。惩戒权力的目的是增进个人的效用，把个人转变成顺从的臣民。福柯虽然把现代社会描述为一个惩戒社会，但他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总是成功地产生温驯和顺从的臣民，结果总是有悖于目的。
在论述１９世纪上半叶的监狱的诞生时，福柯对监狱的失败作了评论，认为一开始监狱从未成功地产生温顺的臣民，它既不是为了排除冒犯，也不能排除犯罪，而是为了区分冒犯、分配冒犯、使用冒犯，从而成功地产生了过失和少年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监狱并没有失败。关键在于从何种角度来审视监狱。
正是由于从独特的视角审视监狱，福柯才认为，监狱的功能依赖于有关个人分离及形成等级的政治—道德技巧，使犯人们着手工作的道德和经济技巧，以及规范和治愈的技巧。
福柯提议把监狱看成具有四个因素的构型。
首先，是监禁的惩罚组分，即剥夺自由。
其次，是监狱的戒律向度。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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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在监狱和罪犯周围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最后，监狱的排除罪行而非再生罪衍的功能。现代社会明显是一个具有“密集形式或散布形式”
的监禁网络，监狱本质上恰恰是其纯粹形式。由于社会的监禁结构，所以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利不断熔为一体。在１９世纪初，监狱与其他惩戒机构的关系是：监狱采用了在监禁、军队和某些拘禁机构中得以部署的惩戒技巧，反过来，监狱又有助于其他社会机构普及惩戒技巧。
福柯问道：“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后者又都类似监狱，这奇怪吗？”
O L 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的惩戒机构都沉溺于对个体的监视、训练和规范。
总之，福柯认为《监督与惩罚》必定能为各种对规范化权力和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构成所作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三、权力的进一步阐发（下）
：性征和权力
福柯的权力分析主要是通过探讨监狱和性征这两个主要的文化实践来进行的。福柯在考察监狱、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时，得出的结论为：惩戒技术有助于把人产生为一个能理解的客体。研究性征、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就是要表明性学把人塑造成一个有意义的主体。
以上两者的结合足以表明，福柯对人的研究截然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客观分析和现象学的主观阐释。
为了理解监狱研究与性征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福柯认为在惩戒社会发挥作用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即规范（ｎｏｒｍ）。规范化权力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渗入人类的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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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人类的性征。规范并不是法律的外部强制。
《性史》卷一《知识意志》旨在探索把性征（及其许多现成规范）与知识和规范化权力联系起来的种种基础，而非为了说明性行动的不同样式。
《知识意志》的开头很特别，概括了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树起了自己将要批评的靶子。在第一部分“我们‘别一种维多利亚人’”中，福柯描述了在１７世纪中叶发展起来并在１９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达到顶峰的性征压抑的熟悉故事：有人告诉我们，在１７世纪早期，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表现出某种坦诚。性实践几乎不需要保密；人们提到阴私无需太多掩饰，说话无需过分的谨严；纵然亲近违法之事，人们对它的容忍也习以为常。主宰粗俗、猥亵和下流之事的准则要比１９世纪宽松。这是一个肉体自豪地展示自身的时代。但好景不长，黄昏迅速降临了，直到产生了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单调乏味的漫漫黑夜。性征被小心谨慎地锁藏起来。性征被搬进住宅。婚姻家庭没收了性征，并把它完全纳入生殖这个严肃功能。人们并不谈及性。合法的生育夫妇制定了法规。他们强使自身成为模式，执行准则，拥有性的真理，并在保存性秘密原则时为自身保留谈话权。在整个社会空间中，只有在每个家庭的功利性的生育中心即父母的卧室，性征才被认可。
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性言行会立即遭到非议，受到惩罚OM。当然资产阶级社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如果不能完全镇服非法的性征，那么性征至少要被包含、置于一个专门的封闭区域：妓院和疯人院。在那里，妓女、嫖客、心理医生和歇斯底里病患者（Ｓ。马库斯称其为“别一种维多利亚人”）毫无顾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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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了越出这个封闭区域以外便要受禁的一切。而在别的任何地方，现代清教主义都要强制实行禁忌、灭绝和沉寂这三重法令。
据说，在漫长的两个世纪里，性征的历史应该被看成是压抑愈来愈严重的历史。我们开始痛苦地从性禁忌中解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弗洛伊德通常被引证为这个解放过程中的早期英雄。然而，有人认为，倘若压抑确实自古以来便是权力、知识和性征三者之间的基本环节，那么想要摆脱压抑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必须逾越法规，解除禁忌，放纵言谈，重新确认快感在现实中的地位，在权力机制中建立一种全新的系统。
福柯接下去指出，虽然弗洛伊德取得了一点进步，但他太谨小慎微了。我们不能期望只通过医疗实践和严密理论来达到预期目的。弗洛伊德向正统妥协，他的心理分析起着规范化作用，因为诊察室完全使人联想起妓女的卧室：一个允许压抑机器继续运转的安全阀。
从１７世纪中叶起，权力以本质上压抑的方法作用于性征，我们生活在沉寂的性征中。福柯称这一性征观为“压抑假说”。
（一）压抑假说福柯探讨了“压抑假说”之所以显得毫无疑问的两个理由。首先，它易于立论，有着历史与政治的庄重保证，人们使它符合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来临，成为资产阶级秩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关性及其悔辱的不光彩传言立即被转变成生产方式的堂皇历史；它的无效性消失了。一个说明原则产生了事实：如果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抑，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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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与一个所有事物被迫置于其中而起作用的境遇格格不入。当劳动力被系统利用时，人们怎么能允许劳动力在快感的追求中消散自身呢（除了那个能让劳动力增殖自身并且降为最少量的快感追求）？“
O N 其次，从压抑角度去界定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言者有益。如果说性受压抑、遭禁止、被控制，那么，你只要言及性，你便会有故意犯禁之嫌。由于这种压抑已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只有以未来自由为名向众人认可的权力挑战，坚信在明天，性将会重新成为好事。
人们总是认为，由于权力（尤其是现代社会中运作的权力）的本质特征是对性进行压抑，尤为注视无用的能量、剧烈的快感以及各种不规范行为，这无疑使得把人类从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一使命更加艰难。因为，如果认为性没有受到压抑，或者认为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以压抑而著称，那就会陷入死气沉沉的悖谬之中，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