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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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１３２
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机制。它依据经济功利的观点，增加了肉体的力量；依据政治上的屈从观，减小了肉体的力量。
福柯认为，戒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在学校、兵营、医院或工场中，规章的细致性、检查的烦琐性、生活和身体最细小部分的监视，不久将为这种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神秘计算提供一个俗化内容，一个经济或技术合理性……为了控制和使用人，古典时代产生了对细节的细致监视以及对这些细小事物的政治考虑，并拥有一整套技巧、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计划和资料。无疑，现代人道主义的人诞生于这些琐事。”
D J戒律具体体现在那作用于肉体并形成有关肉体的因素、姿态和行为的有意操纵的“强制政治学”中。人类肉体进入了权力机器，后者仔细检查前者，拆离前者，接着又恢复前者。如果权力关系始终与我们同在，那么，它们在“戒律”中的微观的、多样的监禁就是一个现代发展DK。正是权力才使自身潜入“个体的真正结构中……把自身引入个体的姿态、态度、话语、经验和日常生活中”
D L 。恰如麻风病人的放逐和癫狂病人的禁闭所表明的，从１５世纪末到１８世纪末的西方社会的政治梦想是建造一个纯净共同体，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梦想是建立一个“受戒社会”
，其铸造力量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制度：把戒律的微妙运作投射到混乱的拘禁空间中，把它与适合于权力的分析性散布法结合起来，使被排斥之人个体化，使用个体化步骤去标明排斥：惩戒权力从１９世纪开端起在精神病院、教养院、学校、少教所中就是这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的。一般来讲，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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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依据一个双重方式来实施个体控制功能：二分的方式（癫狂—心智健全、危险—安全、常态—变态）
，强制分派的方式，有差别分布的方式（他是谁；他必须在何地；他将如何被描述；他将怎样被确认；他将如何以一种个体方式而受到永远的监视等）。
戒律的贯彻必须具备四个主要条件。首先，它是由细胞组成的空间分布的艺术。它把个体所屈从于戒律的那个空间划分成自我包容的单元。修道院及其密室是其原始模式，不久传播到学校、兵营、工厂和监狱。兵营和寄宿学校被视作训练士兵和青少年的较为理想的途径。工厂工人和医院病人都成了受到监视、控制和训练的肉体。其次，进行适当活动的控制，安排学生、工人、士兵和犯人的日常活动，控制每一个肉体活动。其主要机制是源生于修道院的时间表，不久传播到学校、工场、医院和兵营。福柯详细描述了古典传统关于书写时所保持的姿态，操持武器时所保持的精确姿势，协调机器节奏运作时必须具备的肉体运动的连续方式。
再次，为了权力技巧取得重大发展，必须把肉体训练过程细分为几个阶段，这里所使用的过程就是“练习”
（ｅｘｅｒｃｉｃｅ）。它长期来是一个宗教实践，是为了获得拯救而整理尘世时间的一种方法。后来，它渐渐改变了方向，用来节约生命时间，并通过累积时间的调节对人实施权力。因已成为肉体和持续时间的政治技术的一个因素，“练习”并不终致一种超越；而是引起了从未达到其界限的屈从DM。这样，“练习”成了军队和学校中的“肉体的政治技术”的一个有效工具。最后，为了联结种种力量，戒律安排了战术。个体肉体成了能被置放、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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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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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肉体相结合的一个因素。军事精神如其说关注战士的勇敢或力量，倒不如说关注他在整体策略中是否精确地履行了赋予他的作用。这种力量的联结需要一个精确的、经济的命令体系。这种程序也体现在工厂和学校中。
但是，惩戒社会并不只是依照形式控制和规定而起作用，它还使用符合行为之审视的“微观刑罚”
：“工场、学校、军队受制于一整套有关时间（延迟、缺失、任务的中止）
、活动（疏忽、粗心、热情的缺乏）
、行为（粗鲁、傲慢）
、话语（饶舌、蛮横）
、肉体（‘不合适’的态度、不正规的姿势、肮脏）
、性征（不洁、猥亵）等的微观刑罚。同时，通过惩罚，采纳了一系列精妙步骤，从轻微的肉体惩罚到小小的剥夺和细小的羞辱……每个主体都发现自身处于可惩罚的、进行惩罚的普遍性当中“
D N 。总之，以上四种惩戒程序一起创造了惩戒社会的材料，即“驯顺的肉体”
，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理性的、总体上有效的、总体上控制的社会的梦想。因此，福柯并不赞成观念史家们通常把完美社会的梦想归于１８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而是认为还存在一个社会的军事梦想；它的基本参照，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架机器上细致地屈从的机器齿轮；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永久的强制；不是基本权利，而是无限渐进的训练；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O E 戒律“制造了”人体；正是专门的权力技巧才能把个体视作既是权力实施的对象，又是权力实施的工具。
在福柯看来，权力的这一惩戒技术首先体现在学校、工厂、医院、兵营、监狱之类机构的运作和组织中，因为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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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通常处于半封闭领域内的个体的空间分布。这种组织在１８世纪末起先依照“图表”而进行，它在《监督与惩罚》中成了“权力的技巧和知识的程序”
，几乎是一个强加在事物和人身上的有意阴谋，而不是福柯先前所说的知识的无意识存在方式。
戒律程序还导致了一种革命的线性的时间观。
惩戒技巧借以起作用的主导途径有三个，其中“监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ａｎｃｅ）是第一个主要的途径，连续的、等级的监视强化了惩戒权力，Ｊ。边沁的圆形监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是其典范。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是边沁在１８世纪末用来命名他设计的理想监狱的名字，他屡次设法把这个理想推销给英国政府，但起初没有什么成功。它是一座犯人居住在其四周单人牢房里的环形建筑，被环形单人牢房群困绕的是一个高耸的中央了望塔，每个牢房都设有两扇窗户，以让光线照进去，一扇朝外，一扇面对了望塔。
了望塔本身点缀着能看见每个牢房的许多窗户，这些窗户都装有百叶帘，犯人看不到监视者。由于不知道何时被监视，犯人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感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于是，具有高效连续监视功能的透明牢房取代了黑暗破旧的土牢。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使得一种新的基本上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成为可能，由于不存在建筑学和几何学这样的物理工具，所以它直接作用于个人，并提供精神控制精神的权力。
O F “不需要武装、肉体暴力或物质约束，只需要凝视。这种凝视关切地进行监视，使每个人都感到它的份量。”
O G 在敞视式社会里，监禁成了普遍武器，这表明福柯对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描述远非为了说明一种权力实施，而是它不仅集中体现了《监督与惩罚》的论证，而且还总结了福柯早从《癫狂与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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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开始进行的、把权力的中央集权化和日益有效性的论题与由道德化取代公开暴力这一论题结合起来的对现代社会所作的分析。
戒律借以起作用的第二个途径是“规范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监视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否定的，即阻止违法，而且还考虑那作出区分并把被观察之人个体化的判定、估价和等级。
戒律通过判定行为规范以及修正任何对之的偏离而进行，靠“规范化判定”
（如好坏等的道德评判）繁荣起来。在古典时代末，监视与规范化一起成了“巨大的权力工具”
，惩戒权力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每个个体都符合某个“规范”或规范性观念，都成为统一的因而是可操纵的对象。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化判定”
，体现在学校和工厂中就是对标准的坚持，体现在现代医院中就是对一般健康规范的关注。我们处于一个由“牧师—法官”
、“医生—法官”
、“教育家—法官”
、“‘社会工人’—法官”组成的社会里，普遍的规范统治正是建立在它们之上，每个人的肉体、姿态、行为、举止、倾向和成就都受制于这一统治。
O H 而且规范化判定已经渗入到法律审判本身中。规范化判定会导向教养（而非惩罚）所具有的效果是：模糊惩罚、治愈和疗理之间的界限。这是现代惩戒社会的关键特征。
刑事机构不知不觉地与从事教育、训练、治疗等机构并在一起了。现代社会的所有个体化机制开始集中注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并且当清醒、正常、守法和成年的个人被个体化时，总是参照那些他自身具有的有关癫狂、疾病、罪行和幼稚的秘密因素。这就再次重复了《癫狂与非理性》的论题：疯人成了１９世纪人的异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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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判定”和“等级的监视”在戒律的第三个途径“检查”
（ｅｘａｍｅｎ）中尤为明显，在检查中，权力和知识相互交叉以形成一个允许限定、分类和惩罚的标准化监视。检查引入了一整套机制，这种机制把某种知识构成与某种权力实施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