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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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里达１９６３年３月４日作O F的讲演，并发表在Ｒｅｖｕｅｄ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ｔｄｅｍｏｒａｌｅ，１９６４年第３和第４期上。
后收入德里达１９５９—１９６７年间的论文集Ｌ‘ｅｃｒｉｔｕｒｅｔｌａ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７年，第５１—９７页。该书英译本由Ａ。巴斯译，１９７８年，芝加哥大学。
Ｌ‘ｅｃｒｉｔｕｒｅｔｌａ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第５７—６０页。
O G同上。
O H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英译本序言，第Ⅺ页。
O IＬ‘ｅｃｒｉｔｕｒｅｔｌａ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第８６—８７页。
O J以上思想参见Ｒ。波恩的《福柯与德里达》，１９０年伦敦，第O K５４—５８；６２—６３；６９—７３页。
参见Ｉ。康德：《什么是启蒙？
》，载由Ｌ。
Ｗ。贝克翻译编辑的O L《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哲学的其他著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９年，第２８６页。
Ｍ。福柯《什么是启蒙？
》，载Ｐ。拉比诺编的《福柯选集》，纽O M约，１９８４年，第３８、４６、４５页。
《方法问题：与Ｍ。福柯的会谈》，载Ｍ。佩罗编的《不可能的O N监狱：１９世纪刑事体系探究》，１９８０年，巴黎。
参见Ｍ。霍克海默和Ｔ。
Ｗ。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纽约，R E１９７２年，第９页。
Ｊ。哈贝马斯：《霍克海默著作的发展史评论》，载《今日Ｍ。
R F霍克海默：作品与影响》，１９８６年，法兰克福，第１７１页。
哈贝马斯：《神话与启蒙的缠绕：重读＜启蒙辩证法＞》，载R G《德国新批评》，１９８２年第２６期，第２７页。
哈贝马斯：《神话与启蒙的缠绕：重读＜启蒙辩证法＞》，载R H《德国新批评》，１９８２年第２６期，第２９页。
同上，第２９页。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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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载《德国新批评》，１９８１R J年冬，总第２２期，第１３页。
福柯：《主体和权力》，载由Ｈ。德赖弗斯和Ｐ。拉比诺著的R K《Ｍ。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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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
作为考古学三部曲的第二部，《词与物》①与第一部《诊所的诞生》保持着既相承接，又有歧异的联系。第一部论及的主题基本上属于医学实践史的范畴，触动了精神病学家和其他医学家，第二部则涵盖了人文科学从文艺复兴和古典时代的史前史到现时代的崛起和衰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所有学科和意识形态中的知识分子。因为《词与物》提出了两个最为令人震惊的见解：一是认为知识史由具有不同认识型特征的基本上间断的历史时期组成；二是宣告人将消亡。
然而，医学、医学知识和体验这个主题，在福柯研究人的现代科学的构成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癫狂与非理性》中，福柯认为，从事监视和审判的医务人员促进了有关精神的医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
《诊所的诞生》揭示了作为科学的医学检验和分析对象的个体肉体的构成，考察了与医学知识的构成结构和形式的变换相关的医学知觉的变迁。
因此，对人文科学的构成来说，医学的重要性在于：医学是第一个关于个体的科学话语。因为正是在医学话语内，个体才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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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成为实证知识的一个客体，“人既作为知识主体，又作为客体”这一想法才第一次开始凸现。
《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清楚地表明了该书的使命。
对“知识”
②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正是福柯所有著述之间联系的纽带。
《诊所的诞生》是关于医学知识的产生史的，《性史》第一卷的标题就是《知识意志》，《癫狂与非理性》和《监督与惩罚》则以各自的方法分析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对知识进行系统、深入探源的却是《词与物》和考古学三部曲的第三部《知识考古学》。
福柯设法用话语分析来揭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人种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实质。
这些人文科学限定了我们从事当代反思的那些领域，都需要我们对它们的历史身份和存在条件进行根本质疑，而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
有人认为，某些当代反思方式和客体拥有理性协同性基础，我们因此不能怀疑它们。福柯思忖，这种看法只能阻止真正的思想的产生，其根源在于当代文化不能向自己的思想史提出问题。为了恢复沉寂思想的断裂和不稳定性，人文科学考古学设法揭示西方文化的最深根基。这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拨开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层层迷雾，重见真正思想的天日，从而从根本上去人类学主体主义之蔽。
这里的人类学是萨特和梅洛—庞蒂含义上的，而不是列维－斯特劳斯含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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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３９
第一节 认识型
《词与物》至少冒了两个险：一是认为经验知识（即生物的知识、语言法则的知识和经济事实的知识）在特定时期遵守某种知识译码的规律，二是想要描述一个特殊时期特有的认识型空间。它旨在探究有关人的知识领域的基础，检验有关语言（词）和实在（物）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由于它并不涉及客观实在，而是检验各种观念，由于它对西方思想史发生变迁的看法类似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实现的想法，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一种类似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
福柯否认自己的考古学与哲学唯心主义之间有任何联系，认为自己的考古学是实证的、确实的，研究了系统话语的构成或“确实性”。福柯甚至于很不可信地认为，他更多地受惠于居维埃（Ｇ。
Ｃｕｖｉｅｒ）
、博普（Ｆ。
Ｂｏｐ）和李嘉图（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而不是康德或黑格尔。然而，事实上，撰写《词与物》的初始动因却既不产生于哲学，也不源于科学史，而是肇因于福柯对阿根廷作家博盖斯（Ｊ。
Ｌ。
Ｂｏｒｇｅｓ）
为古代中国古怪的动物分类法所撰写的段落的读解。结果发现，这个笑料摧毁了我们的思想的所有熟悉的里程碑、摧毁了人们习惯于把握大量棘手的现存物的所有有序表面和层面，并据此继续威胁和扰乱同（Ｌａ
ＭｅQｍｅ）与异（Ｌ‘Ａｕｔｒｅ）之间的古老区分。
博盖斯的段落本身也是某部中国百科全书的引证，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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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百科全书把动物划分为：（ａ）属于皇帝；（ｂ）不腐烂的；（ｃ）
驯顺的；（ｄ）乳猪；（ｅ）土鳗属两栖动物或海牛目动物；（ｆ）
寓言中的；（ｇ）迷途的狗；（ｈ）包含在目前的分类中；（ｉ）疯狂的；（ｊ）数不清的；（ｋ）可以提取相当精致的骆驼毛毛刷；（ｌ）等等；（ｍ）刚刚打破水罐；（ｎ）从远处看似苍蝇。福柯指出，这一百科全书把真实的动物与想象中的动物区分开来了，从而排除了有可能把它们混淆的危险性。那么，在何种图表上，依照何种同一性、相似性网络，我们习惯于挑选出这样众多的和相似的事物来？福柯认为，没有比在事物之中确立一个秩序这种过程更需要一个锐利的眼光了。因为即使最简单的秩序也具备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要素系统”
：能够表明相似性与差异性的那个要素的定义；能影响这些要素的变化类型；把相似性和差异性区分开来的界限。同时，秩序就是作为事物的内在规律而在事物中被赋予的，是能决定事物相互间遭遇的方法的隐蔽的网络。然而，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具有局限性，即不能思考只有并置起来才能在语言中加以使用的中国定义的连贯性。博盖斯的段落表明，在这一相异的事物的秩序体系与我们自己的有关大量现存物的组织方法之间，存在着深远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我们的思维并不熟悉这个相异体系的秩序。作为不同文化的产物，我们发现自身处于不同的文化译码内。这就促使我们去质问我们对自己的秩序体系的消极依赖，检验西方文化中不同的秩序体系。
在《词与物》英译本序言中，福柯简洁地说明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逆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传统区分。
传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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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５９
数学、宇宙学、物理学、抽象和无机科学具有某种首要性，拥有科学的理想模式，而人文科学则太不纯粹，充满着人类谬误、迷信和偏见，不能提供有规则的明确历史。与此截然相反，福柯认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所有智力活动都遵循某种知识译码的规律。
福柯想要描述的是认识型领域，在认识型中，人们对知识的考察撇开了所有涉及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知识建立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显明了一种自己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从而使得产生了不同经验科学的知识构型呈现出来了。
这样一个事业，如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倒不如说是“考古学”。为此，福柯集中注意每一个认识型（éｐｉｓｔéｍｅ）内部的相似性，认为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决裂是考古学层面上的断裂。
“认识型”是《词与物》专门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的那个知识空间，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是特殊知识和科学的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