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幸福论-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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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革命和建设，在特定情况下，也要求人们在个人幸福方面作出重大牺牲。如为了保证重点建设项目和排洪防洪等重大任务的完成，需要群众搬迁住宅以致个人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或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为了保卫祖国舍弃亲人，为了科学事业而损害健康等，都需要人们作出一定的个人牺牲。
我们学习雷锋，不能只模仿他做好事，必须学习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向雷锋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高瞻远瞩，看到全体，放眼未来，以利人为荣，以助人为乐，献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献身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并把这些作为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已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土壤中，它已经而且还将影响和激励人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谋福利，为崇高和伟大事业而做出自我牺牲。
自我、小我与大我A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说：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住至高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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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幸福的实现１０６
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
在幸福问题上，也会遇到自我、小我与大我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我们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维护大我；在必要时甚至必须为大我而牺牲自我、小我。因为，当幸福仅仅属于个人的时候，只不过像挂在项上的金锁链，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属于集体、属于人民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意义的。
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能够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为了使小我扩展成大我而自觉地作出一定的自我牺牲。
例如，革命烈士彭湃参加革命首先从自己开刀，他把自己大地主家庭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群众。
闻名的共产党人杨殷同志，为了给党筹措活动经费，不仅卖掉了自己的全部田产，而且卖掉了自己兄弟的全部田产，最后把妻子的首饰全都拿去卖掉了。刘胡兰在敌人钢刀的威逼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有一个大我，她知道必须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绝不能贪生怕死，出卖同志而保住小我，那样实在太卑鄙了。
所以，毛泽东给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大我形象。
只有胸怀大我，宁愿牺牲自我、小我的人，才能不陷于个人的悲喜之中，才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浪漫主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这些人在共产主义大业和人类正义事业面前，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孟轲曾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①方志敏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表白了以小我服从大我、为大我①《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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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第二章 幸福依靠创造和奋斗
不惜牺牲小我的铮铮雄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假设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可惜于我这一蚁命！
如果只顾及保全自我、小我，而出卖他人、背叛革命，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还不如壮烈地去死，因为这样的生活已不再有任何意义。王若飞则指出，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唾弃，那样活着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电影《红岩》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真理，革命战士成岗被敌人百般折磨，身上滴着鲜血，双脚拖着铁镣，写就了这样的诗句：“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人们永远赞颂他。而甫志高在敌人的利诱威逼下，贪生怕死，背叛了革命，供出了游击队的联络点，虽然苟活了一段时间，但遭到了所有有正义感者的唾弃。总之，革命斗士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献身，死的光荣、伟大；为保住小命，出卖同志、背叛革命的人则活得可耻、卑鄙。
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吝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
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
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入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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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幸福的实现３０６
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之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革命浪漫主义豪迈气概处之，绝不逃避苟免，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
这种为人类的大我而作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而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鼓吹个人幸福，把损人利己、追求个人幸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狄德罗就曾说，所有活着的东西，人也不是例外，都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观点正是尔虞我诈、追逐私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这种幸福观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对当时的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种幸福观“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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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第二章 幸福依靠创造和奋斗
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
这种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认为，死——哪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正义的事业，都是最大的不幸，只有自己活着才是幸福的，如果我不在里边，即令最好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自私自利啊。
个人主义幸福观不顾及大我，只注重自我、小我、是不是容易得到“幸福”
，容易得到某种满足呢？
且看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农民，他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朝思暮想：“要是我有几亩地，自种自收，该有多好啊！”后来他的希望达到了，他有了几亩地。过了几年，他又想：“要是我有几百亩地，雇几个长工，自己不下地，该多好啊！”他的愿望又成真了，他成了地主，吃喝玩乐，成天不干活。按说他应该满意了吧，但他依然不满足，他在想：“出门得自己走路，要是有马骑，有轿坐，该多好啊！”他的目的又实现了，出门能骑马坐轿了，论理他应该感到十分的“幸福”了吧，可是，他的欲念还在膨胀，他这时又想：“要是能在朝中作官该多好啊！”这个哲理性的故事昭示我们，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所需要的幸福难以达到，其无限膨胀的欲望是始终满足不了的。有一首歌谣也反映了同样的道理：一天忙碌为的饥，刚得饱来又思衣；衣食刚得双份足；房中缺少美貌妻；有了娇妻并美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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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无轿少马骑；骡马成群田万顷，无有官职怕受欺；六品七品嫌官小，四品五品也嫌低；当朝一品当宰相，又想面南当皇帝。
这种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产生的私欲会永无止境，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必然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危害社会，妨碍人类大我的幸福。我们应该像彭湃、杨殷、方志敏等革命者那样，为了大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遭遇苦难祸害，牺牲自我、小我。当然，现在我们正处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既没炮火、硝烟，又没有敌人屠刀的逼迫、严刑的拷打，更没有刑场上壮烈的牺牲，但我们仍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原则和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时时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不搞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和友爱精神，克己让人，先公后私，当个人志趣和国家的需要有冲突时，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把荣誉让给别人而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多贡献而少索取等等，所有这些，和过去英雄人物为革命牺牲个人生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雷锋及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张海迪、朱伯儒、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等先进人物正是做到了以上这些，才受到人们的敬仰。
张海迪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作贡献，而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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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第二章 幸福依靠创造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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