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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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乎意料，人是越来越多。我被迫让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过一会儿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门后的角落里。耳闻卖票的人解释：“里面只有小板凳可以坐了。”过一会儿，小板凳也没有了，只能站着了。再过一会儿，站也站不下，差一点要卖挂票了。
演出气氛非常好。观众很多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艺青年。三个小时的现场，静悄悄地专注地聆听。我们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现场是对自己音乐的加持。如饮美酒，如对良人。
春节也不是只吃吃喝喝。虽然没有电视，却看了一场更跌宕起伏的连续剧，那就是韩寒大战方舟子。
先是麦田质疑韩寒作品有人代笔，紧接着道歉，方舟子等人又冲了上来，感觉就像是那种二战大片——《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保卫战》……方称自己挖了个大坑，支持韩寒的人都会被陷在里面。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面有罗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认识的人。越看越心痒，结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发微博如下：“这场混战，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只是一厢情愿的虚幻。韩寒电话里声音很好听，用你文章，先电话感谢，杂志出来后，亲自写信致谢，这样有情商的做书人不多。他还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个人相信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做人的基本礼节。”结果被转发了四百次。有一条回复很可爱，“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节，谁和谁再吵上一架，照这样下去，电视台就要倒闭了。
年过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拥挤在未来。抓紧订机票，北京像一个大磁石，你不喜欢，但总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国贸的地铁、三环的堵车，以及一个个人山人海的饭局，不怀好意地召唤你。
虽是末世之年，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煞有介事地继续下去。小车不倒向前推，有个词叫“飞龙在天”，然而我们只是大地上，蝼蚁一样忙碌的龙的传人。
“龙年吉祥。”对自己说，也祝福全中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上的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而被打。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二十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的事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回到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我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人家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到家还念叨着，人家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地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写文章，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的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果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家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他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我和她妹妹，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槃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他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铁西区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个小孩。他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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