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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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淘尽了我的衣兜，
失明的灵魂更加自由。
我是世界壮丽的伤口，
伤口是我身上奔腾的河流。
啊，我的饥渴映红起伏的沙丘，
我不要清醒的水，
我只要晕眩的酒。
我不要清醒的水，
我只要如梦的酒。
山鬼
词曲：周云蓬
有一个无人居住的老屋，
孤单地卧在荒野上。
它还保留着古老的门和窗，
却已没有炊烟和灯光。
春草在它的身旁长啊长，
那时我还没离开故乡。
蟋蟀在它的身旁唱啊唱，
那时我刚准备着去远方。
有一个无人祭奠的灵魂，
独自在荒山间游荡，
月光是她洁白的衣裳，
却没人为她点一炷香。
夜露是她莹莹的泪光，
那时爱情正栖息在我心上，
晨星是她憔悴的梦想，
那时爱人已长眠在他乡。
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
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
时间慢慢地在水底凝固，
太阳疲倦地在极地驻足。
这时冰山醒来呼唤着生长，
这时巨树展翅渴望着飞翔，
这时我们离家去流浪，
长发宛若战旗在飘扬，
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
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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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水杯
词曲：周云蓬
孩子们出门玩儿还没回来，
老人们睡觉都没醒来。
只有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
天黑了，灯亮了，回家吧。
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
老人们想着自己的奶奶。
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
长出来又衰败，花开过，
成尘埃，成尘埃。
长出来，成尘埃，
花开过，成尘埃。
十年流水成尘埃，
十年浮云，成尘埃。
* * *
*2009年，周云蓬邀请众多民谣歌手无偿录制了一张童谣公益合辑，每个歌手或翻唱或原创一首童谣歌曲，一共二十五首儿歌收录在两张CD中，专辑名字为《红色推土机》。CD销售的全部收益作为他所发起的帮助贫困盲童计划的基金。
*典出《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
二、歌
吉他的故事
吉他之于我，好比战马之于战士。有时候，音乐节彩排结束，空空的台上只剩下一排排高矮胖瘦的吉他，好像冲锋前躁动不安的吃草的马群。吉他有生命，有它自己的故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参加过沈阳街头的碴琴运动。就是两拨人，轮流弹唱，技不如人者，或者请客吃饭，或者当场砸琴。一次，决战中我们这边掷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十几个人各抱一把吉他，站成一排，狂吼：“成，成，成吉思汗，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想嫁给他，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声势太大了，一下子就打垮了对方的信心。后来，我独自来北京，还是一把吉他陪伴，唱街头，下地铁，跑酒吧，窜教室。保安来了，先抱上吉他跑，搬家时，先把吉他放进车。那是真的患难与共的生死交情。
记得徒步走西藏的时候，在山南露宿，睡觉时吉他就躺在身边，但有一天走得太累了，睡得有点沉，醒来突然发现吉他没了，天塌了，因为前面的路，谋生全依靠它呢。我想，肯定是给小偷偷了，就赶快报警，可由于吉他估价太低，警察破案的兴趣不大，所以找了几天都没下落。
后来，聪明的我想了个招，我的吉他是个电箱琴，对于小偷没什么具体价值，我就找人写了个告示，大意是只要把琴还给我，可当场酬谢二百元，还有一盒红塔山。结果，果然奏效了，一人来找我，声称他朋友捡到了，然后成交，琴回来了，钱拿走了。我抚摸着失而复得的它，在心里默默地祝告：老伙计，一场虚惊，只要你在，未来的路就有希望。
后来，这把琴老了，面板有了裂纹，琴轴也生了锈，我就把它挂在墙上，我去香港买了个国外产的新琴。演出基本不用它了，偶尔拨弄几下，嗅一嗅它身上千山万水的味道。
2005年，深圳电台发起了一个扶助贫困家庭的活动，他们邀请我拿出一样珍贵的东西拍卖，用作帮助的资金。我就想起了那把吉他，我心里说，老伙计，给你找了个返聘的工作，像我爸退休后老躺在床上，就容易生病，所以继续你的流浪旅程，发挥你的余热去吧。并且偷偷嘱咐它：你私下里见证过的我的那些爱情故事，可别乱说出去。最后这把琴拍卖了五千多元，换得了柴米油盐和一户人家几个月的温饱。
卖唱者言
春晚舞台上了若干卖唱歌手，闻之，令我这个曾经活跃在卖唱第一线的人备感欣慰。但北京地铁广播里还宣传着“抵制乞讨卖艺行为”，有点不和谐，这不是变相抵制春晚吗？真希望能借这阵东风，落实卖唱人的合法身份，像欧美国家那样，进行考核，定点上岗，成为都市公共生活中的特色风景。
作为一名资深卖唱人，下面我向读者普及一些此行当的基本常识，仅供就业无路者参考。
按照工作态度可分三类：
1．专业转正型。把它当做终生职业，全部生活收入都来源于此。比方，我在圆明园时期，邻居小罗按时去街边地铁上班，迟到要自己扣自己工资的。后来，他靠在北京卖唱的收入给乡下的妈妈盖了大瓦房。
2．临时救急型。比方刚来北京搞音乐闯天下的，一时马高凳短，没吃的了，一咬牙，拿着吉他就下了地铁。但只要找到唱片公司或者酒吧，接到了活儿，也就洗手不干了。
3．姜太公型。此类人，自认非池中之物，卖唱不过是名义。等找了一个爱传奇喜浪漫的好姑娘，或者被某导演、电视台看上，立马冲天而去。
从工作特点又可分两类：
1．守株待兔型。我就在西单唱，别的地方好赖都不羡慕不嫉妒，时间长了，我就成了西单女孩。我的朋友刘2，当年在东单也唱过很久，他想2012年作为东单男孩冲击春晚。
2．主动出击型。比方说，拿着自己的歌单到夜宵摊上，点一首歌五块钱，我那个小罗朋友拿着吉他去学校教室，瞅准下课的前一秒，冲进去，唱自己原创的歌，趁保卫科的人还在路上，迅速收钱，撤退。这个得有点军事素养，不可轻易效仿。
总之，从业者若嗓门大，琴弹得糙，且神经强悍，更可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
和其他体制外职业一样，卖唱也是高风险工作。好了，你能赶上旭日阳刚；差了，你要去收容所蹲几天。举一个经典的案例，上面提到的东单男孩刘2，某年在东单卖唱。话说，他正唱得美，警察来了，看他衣衫不整，没暂住证，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按规定要遣送的，刘2好说歹说，警察叔叔决定让他写个检讨拉倒。可这时出了个美丽的差错，有个姑娘天天在通道听刘2的歌，一看偶像被抓了，一路尾随而来，和警察大吵大闹，搞得叔叔们很下不来台。警察生气了，就公事公办，把刘2遣送回了济南。桃花运还是狗屎运，一念之差。
大多流浪歌手看似浪漫洒脱，实际心中暗藏很多尴尬和辛酸。但流浪艺人是民间音乐自由的土壤，当我们称赞《荷马史诗》还有《二泉映月》的时候，也请多多善待身边的卖艺人。
第一次出国看演出
2010年9月22日，我应歌德学院之邀，参加了汉堡“绳索道音乐节”。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国外音乐节。那里是一个著名的红灯区，滋养了摇滚乐和最初的嬉皮士群落，披头士就是从此地发迹的，当地人至今仍津津乐道，说当年他们在酒吧里，每天要唱五个小时。我第一次参加国外的音乐节，所以认真地观察了他们的运作模式。演出共三天，有二十多个场地，将近两百个乐队演出，三天的套票折合人民币要一千多元。我们的团队里，有上海著名乐评人孙孟晋，每天大家都拿着演出指南跟着他，研究看演出的攻略。老孙喜欢看风格生猛的乐队，所以第一场就把我们震了出来，只留下他自己在里面手舞足蹈。我们换了一个民谣场地，有一个苏格兰的小伙子，一人一箱琴，他的演出行头和我很相似，他的嗓音酷似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简单的旋律不断地反复，好像在讲故事，带给台下一阵阵哄笑。他演唱结束的时候，台下人热烈鼓掌，求返场，但是他不想演了，就下来跟观众站一起，对着空空的舞台煞有介事地鼓掌。观众大笑而散。
看了几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乐队开始时间都很准时。他们的调音时间不像国内乐队那么长。我和绿妖还去了披头士第一次演出的酒吧，破败的老街，酒吧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屋子里挂满了披头士成员的相片。我们一坐下来，就有个乐队开演了。之前，我还跟绿妖吹嘘：国外的调音师水平特别高，现场的音响效果跟国内的不可同日而语。结果，那个乐队的前奏一起，贝司就开始汽笛一般地呜呜啸叫，让我这个有点崇洋倾向的人，当场被大大折辱。
另外，与国内酒吧的高消费对比，德国的酒水算便宜了。一瓶纯正的德国啤酒，在酒吧里只卖一两欧元。而且你不消费，也没有服务生拿酒单满场追着你跑。为什么酒吧到了中国就成了奢侈品？在酒吧看演出的，除了年轻人，还有好多老头老太太，就像我们国内当年的戏园子。
音乐节的第三天，演出达到了高潮。街边坐满了背着帐篷、拎着啤酒来看演出的酷小伙和酷大叔，红灯区的女主人们一个个地靠墙而立，巧笑嫣然。还有暗潮涌动的某政治团体的集会，警车呜里哇啦地一辆接一辆，彻夜不息。
最后一天，我们坐着邮轮游览易北河，快靠岸的时候，最生动的一幕出现了，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在岸上，像唱歌一样，一起挥着手，向着我们喊：“Hello！Hello！”
马不停蹄的音乐节
过去，我们在北京城里跑场子，曾经戏言：将来能坐飞机满中国地跑场子，那就牛了。2010年，牛来了。
我是2010年10月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