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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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有所克制，以免被它的形式所蒙骗。在印度，我被一群乞怜的孩子围住，我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又不得不交给别人，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时，我总认为自己是在敷衍。 我在《印度日记》末尾写道：“我再也没法去那里，我什么事也做不了。”这话现在还萦绕在我心里。 但我知道，假如我写作，那么，比我在那里施舍能更有所为。问：您是否想用“信赖生命、信赖生命的力量”这一表达来说明您所指的安慰——与敷衍相反？具体说：您在和平运动中是否就顺其自然？
答：顺其自然也有用场。 不过，我也看到，许多倡议体现了新的思考，和平研究不断扩展，所以，如我所见，抵抗的力量还并未顺其自然。我因此获得一些反抗听命的勇气。我认为，在各种领域里，决定性的任务不是改变想法，而是改变结构，走向行动主义。 譬如：在印度演讲访问时，有一个印度人对我说，所有的人和国家必须组成一个大的联盟。 这当然是梦想，是１７８９年以来的梦寐，不过，它却包含着一些切实的现实性。 可惜它一再毁于普罗米修斯式的利己主义。问：“普罗米修斯式的利己主义”？您用普罗米修斯这一神话密码意指什么？
答：按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从诸神那里盗火，传给人，这意味着靠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反抗诸神。 如果我们不计世纪的巨大跨跃，可以看出，其实他就是技术最原始的创造者。问：从否定性方面看，普罗米修斯在您眼里就是“劳动的人”相，即现代人相了？
是否还有一个肯定性的对立人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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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以为，肯定性的对立人相就是耶稣。 耶稣也生活在一种传统，一个几乎已经沙文主义化的社会之中。 他在这个社会中反对所有的常规惯例。 他有针对性地挪开了压在人身上的全部重担。 他珍视社会上被歧视的人，但对富人不怀偏见，甚至怀着强烈的关怀和体贴的态度对待法利赛人；他打破各种界限；他像一个被逐出家园，成为异乡人的乐善好施者那样与罗马的权势打交道。 耶稣出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生存权的认识，质疑一切；他认为，享有更大特权的人，承担的义务更多、更不应固执己见。问：因此，我们今天为了耶稣式行为，就必须遏制普罗米修斯式行为？
答：不错，这是一个美好的纲领，我正在写作的一本新书与此有关。问：您是否能更原则性地描述一下这两种行为？
答：这两种形象，或者说两种图景——两种象征，与形而上学的根据有关。 在普罗米修斯，其根据是诸神，他们施惩，而普罗米修斯又充满自信，一再反抗他们。 因此普罗米修斯代表着重新创造，即改塑世界的自由。 破裂在十九世纪初叶业已开始，人们对这种自由心醉神迷，想要彻底改变这一世界。 对这种自由的心醉神迷，这种创造意志，其实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了结。 出现了要求改变人的态度的想法。可是，已经自由释放的工业性的人类能量已形成控制力，已经极化，而一再被合理化，如今已经达到漫溢的边缘，它遏制了一再进行的反抗。 如今，危险在于，对这种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普罗米修斯式思维的反抗还不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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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耶稣式行为就是反抗？
即反抗毁灭的进程的统一力？
答：是的。问：这种反抗也表现在软弱的经验中，人们把被钉十字架的经验与耶稣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您是当代少数敢于写复活节诗篇（附后）的女作家之一。 什么促使您这样做？
答：是复活节体验与复活节的本来含义之间的矛盾。 如今很多人已经没有复活节体验了。谁也不去想新开端的力量。这种力量恰恰在复活节的象征中表达出来，但没有人去考虑复活节问题。 这种矛盾促使我写这首复活节诗。 我并不谈希望，我只指控耽误：这不意味着我说：你们就是如此，但是，你们本来也必须如此。 这个“但是”我省掉了。问：能不能说，基督教关于被钉十字架者的复活，即死神丧失了控制人的力量的思想对您非常重要，它能为您的希望奠定基础？
答：非常清楚。问：一直如此？
答：不，当然不，其原因就在于我所属的这一代人。 战争期间，很小的年纪就与死神不断打交道——每次分别都是一次永别，这使我很早就与死亡为伍。 每当我翻阅早年放在空包裹里随我东奔西藏的笔记时，我便会一再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被剥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寻找这种意义是我最初的全部动因，它受到我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制约。从那时起，我不断找寻生命的这种意义。问：基督式的解释现实、领会现实和把握现实的方式对您来说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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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这样讲。 我非常清楚，我所属的文化空间带有基督教的烙印，尽管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化空间一再反对基督教文化。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分道也是基督思想的作用。 这是富有朝气的政治思想，有独创性的基督信仰对此一点不陌生。问：在别的宗教中也有这种力量吗？譬如佛陀形象。答：佛陀身上肯定存在着一些有力的思想萌芽。 湿婆教中也有种种反映。 在印度，湿婆教代替了对佛陀的崇拜。 其中可以见到与基督教几乎类似的经验，譬如用三一体形象来表达男女关系：男人、女人和中性的上帝用一个形象来表示。这是从另一种形象性发展而来的。 在基督教中，圣母崇拜已被分开。 不过经验的道路却是相似的。在各种宗教中有不少相似处。 这涉及到人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形成，但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意识中类似的深层经验。 宗教经验的道路是从创造直至终极处境。 尽管存在着关于终极处境的意识，但在所有的宗教中，这个终点站始终开放着。问：您如今已经６１岁。 从广义上讲，什么是您信仰中不能放弃的基本成分，以致您的信仰不为危机和灾难所动摇？
答：做人的要求是能无可指责地生活，发挥上帝赋予我的力量。 活着就要承担责任。 自由与责任必须保持一致。问：也为别人承担责任？
答：是的。问：……这种责任才不致使人绝望，或者说不可收回？
答：失望是常有的事。 尽管如此，责任本身不会使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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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问：您有一句话使我感动，我想问一下，在这句话后面有什么经验。 您曾经写道：“青年人同情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生命的平庸性；老年人同情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死亡的盲目性”。
答：完全是个人的经验引出了这句话。 年轻时我老有自杀的念头，想得比现在多得多。 如今我也把生命的平庸性看作一段现实，它包含着许多尝试式的生活。 我年轻时对此感到害怕。我害怕在这种性中死去。我对个体的兴趣十分强烈，在当孩子时就已如此。从我早年一直到我３０岁时，自杀都是摆脱无所作为的一种可能性。 后来，一场重病（４０岁时）有如一个新的开端，我忽然明白过来：又回来了，已康复，虽仍呆在平庸之中，但这就是生活。 我懂了，像老陶工在抚摸花瓶时感到的，花瓶的圆形就是创造力的证明。从那时起，我就能抑制自杀的念头，甚至根本就打消了。 我曾试图把我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 我与年轻人多次谈过（我与年轻人接触十分频繁）
，与我自己的孩子们谈过，我发现，年轻人对单调乏味的平庸生活的恐惧有多大，多想把一切都扔开。我决不会把自杀视为一种罪过。 有出于精疲力竭的自杀；出于孤独的自杀，在柏林就有。问：如今一些女性把自己视为宗教经验的主体。我想问：您作为女性对您宗教上的自我理解是否有过影响？
答：没有。 我的宗教经验与我曾经是姑娘，现在是女士这一事实无关。 我接触过那些寻找《圣经》中的女性主义内容、寻找《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女牧师，也曾研究这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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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我曾经宣传过《旧约》中的路得①，还一再讨论过这一问题，不过这并非我的课题。 对我来说，我是女人这一事实决不能使我接近或者疏远宗教。问：可是您能否想象，对于一些遭受过生活磨难的年轻女人，您是希望的象征？或者说，这个要求对您来讲太高了吧？
答：太高了。 我的作品和作品朗诵会引起的共鸣，我自然也明白。 不少女人带着她们的困惑来找我。 我不知道这是我本人的缘故，还是今天很多作家共有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缺少交谈对象，所以作家就成了听取告解的神父。 我也听到我不少同事的类似事情。 这是环境变化了的标志，作家就处于这一环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要找你，那你就会一筹莫展，因为你终归只能传达你自己的经验。 我总是谨慎些，因为我绝不想当古鲁②。 我不想传播任何学说，我只想正派地过我的日子。
附：《复活节》Ｉ。德赖维茨
四天自由的日子。 他们谈论着受难节和钉十字架，还谈论他的复活。高速公路上交通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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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是事故，他们还谈受难节和钉十字架？
保险公司会为复活节的死者付费。正常的牺牲，当是如此。然而有人说，我们不理解他，因为他为人死，像个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的，人人都说，我们不理解这种事。这与我们不相干；你还说，他很可能是个爱胡诌的人。 但我们却有四天自由的日子。电台和电视节目仍然播送着复活节。
注 释：① 摩押女人，拿俄米的儿媳，俄备得的母亲。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