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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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其实，他们原来也一直中立着，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佣他们，他们没有事先的立场；如果有了立场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转变，多么麻烦，因此只能把放弃立场当作职业本能。
从接受战争的中立，到拒绝战争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体心理实在是战争心理学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机会，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也许，这是战神对他们的补偿？战神见过太多瑞士兵的尸体，心软了。
那年月瑞士实在让人羡慕。我曾用这样几句话描述：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闹市草莽
欧洲的好城市都很难用“繁华”一词去形容。如果以美国式的新锐密集去想像它，或者以亚洲式的光怪陆离去揣测它，就都错了。
一路行来，觉得这些城市千百年来都在自身等级上爬坡。有的爬着爬着爬不动了，便蹲坐在某个高度上，一蹲就蹲了好几百年，有的则还要往上爬。脚力不同，方向一样，因此也就高高低低分出了层次。这种层次，与我们中国人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
粗粗一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打点生活，第二层次叫打点历史，第三层次叫打点自然。
打点生活是基础。别看它们样子陈旧，现代设施却很完善，不管是私人住房还是街道社区，大多舒适而方便。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便利，使一切陈年的遗留不显腌臜，使各种土俗的风物别具厚味，因此也使打点历史有了可能。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城市毁损严重，但大家不约而同，那样精细地护惜遗迹，那样虔诚地挽留历史，结果，今天欧洲城市的古典格局，居然远超别处很多并未经历战火的城市，这真是欧洲文明的骄傲。
有了这两番打点，人们既可享受现代的方便，又可品味古典的情韵，这便是十足的欧洲式奢侈。单有一方，奢侈不起来。
一般也就够了，却还有更奢侈的，那就是要在城市里打点自然。这事历来有人向往，因此很多城市有山有河，有湖有林。可惜的是，时间一长，这些山河湖林也渐渐城市化，像威尼斯的那些小河和巴黎的赛纳河都是如此。美则美矣，却承担太重、装扮太累，已不成其为自然。这总于心不甘，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倒置，让城市百物作为背景，作为陪衬，只让自然力量成为主题，把握局面？
让人动心的“维也纳森林”只围在郊外，而柏林，则活生生把森林的灵魂和气息引进市中心，连车流楼群也压不过它。更叫我满意的便是瑞士首都伯尔尼，那条穿越它的阿勒河（Aare）不仅没有被城市同化，而且还独行特立、无所顾忌，简直是在牵着城市的鼻子走，颐指气使，手到擒来。
伯尔尼把中心部位让给它，还低眉顺眼地从各个角度贴近它，它却摆出一副主人气派，水流湍急，水质清澈，无船无网，只知一路奔泻。任何人稍稍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纯粹属于活水的生命气息，这便是它活得强悍的验证。它伸拓出一个深深的峡谷，两边房舍树丛都恭敬地排列在峡坡上，只有它在运动，只有它在挥洒，其他都是拜谒者、寄生者。由于主次明确，阿勒河保持住了自我，也就是保持住了自己生命的原始状态。与那些自以为在城市里过得热闹、却早已被城市收伏的山丘河道相比，它才算真正过好了。
这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脚京城，看他是否过好了，低要求，看他摆脱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馆，伙伴们从广告资料上查到一家应该不错的餐馆，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豪迈地当门一站说：请跟上！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钟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钟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钟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钟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才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惊天动地：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