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政治论-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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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为他们后来悲伤追悔了。这些例子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关于每个支派的权利的话。也许有人要问谁推选每个支派的首领的后继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圣经》里找不到可靠的材料。　但是我猜想，支派既是分为若干家庭，每个家庭由年长者充家长，所以这些家长中之长者合法地继任了首领之职，因为摩西在这些家长之中选择了七十个助手，他们和他组织成最高委员会。　约书亚死后在政府中执政的那些人称之为长者。　长者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是士师的意思，我想这是谁都知道的。　但是关于这一点有所决定对于我们是不太重要的。　在摩西死后，不是一个人掌握一个统治者的所有之权；因为事务不是由一个人处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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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由一个委员会，或普遍投票所处理。而是半由一个支派，半由其余有均等地位的支派所处理，所以显而易见，摩西死后，政府既不是君主的，也不是贵族政治的，也不是平民的，而是如我们前边所说，神权政治的。　这前边已经提过，说这一些就够了。　应用神权政治这个名词有以下的理由：Ⅰ。　因为政府最高的所在地是神殿。　我们已经说过，只有对于它，所有的支派都是同等的公民。Ⅱ。　因为所有的人都尽忠于他们的最高裁判者上帝，他们只对于他在心中答应服从一切。Ⅲ。　因为在需要一个主将或独裁者的时候，只有上帝推选这样的一个人。　这专由摩西用上帝的名义来指挥（《申命记》第十四章第十五节）

　　　　，实际上挑选了基甸、参孙、撒母耳可为证明；由此我们可以总结曰，其余忠实的领袖是用同样的方法选择的，虽然这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导言既已说过，现在应该研究据此以组织政权的效果，并且看一看是否其果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守本分，统治者从不暴虐，被统治者从不背叛。那些运用或操政权的人，总是想法子用一种外衣以掩盖他们的强制的行动，让人看起来这种行动像是合法的。　让人民相信他们的行动其动机是善的。　若是他们是法律的唯一的解说的人，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因为显然这样他们就能有更多的自由，以实现其希求和欲望。　如果解释法律之权归于别人之手，或者法律的条文极其明白，没人会对于其意义有什么不明了之处，则操政权的人就不那么自由了。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解释法律完全操于利未人之手（《申命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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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章第五节）

　　　　，希伯来的首领做坏事的能力就大为减少了。从利未人这一方面说来，他们与政府无干。维持他们，重视他们，完全有赖于他们对信托于他们的法律有正确的解释。不但如此，每七年就把人民召集在一个地方，由高级祭司教授法律；并且，每个人都要极其仔细，极其透彻地连续阅读法律的书（《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与第六章第七节）。

　　　　所以这些首领们若是想极其受人尊敬，为他们自身设想，就不得不按照设制的众所周知的法律，小心翼翼地处理事务，人民就会把这些首领认做上帝的王国的行政人员与上帝的代理人；首领们若不这样做，就逃不掉神谴。　对于首领们无羁勒的放纵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节制。　就是军队是由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所有的公民，没有例外，组织而成的，而且首领们不能雇用任何外籍的人当兵。　我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君们可以仅借用钱雇用的军队来压制人民，而对于国君们再也没有比民兵的自由权更可怕的了。　这些民兵们用他们的勇敢、辛苦和热血把国家的自由和光荣建立了起来。　所以，当亚历山大第二次要和大力雅打仗的时候，听了巴米尼劝告的话之后，并没有责备给了这样的劝告的巴米尼，而责备了站在一边的包利柏商。　因为，正如柯提斯所说（第四章第十三节）

　　　　，在不久之前过于严厉地责备了巴米尼之后，他并没有敢再责备他。　马其顿人的他所惧怕的这种自由一直到他俘虏从军的数目超过了他自己的人民以后，他才克服了。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大发雷霆，他这种忿怒是前此由于国中首要人的自主所遏制而不得发的。通常的国家其君王惯于把胜利的全部光荣攫为己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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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民兵的这种自主能够约束这些君王，则对于希伯来的首领们就更是有效的。　这些首领的士兵其从事于争战，不是为一个君主的光荣，而是为上帝的光荣，是得到神的同意才去打仗的。我们也不要忘了希伯来的首领们其联合完全是由于宗教的羁勒。　因此之故，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违犯了神权，就会为其余的人以一个敌人对待他，合法地压服他。此外还有一种节制，就是怕有一个新的预言家兴起。　因为一个人其生活毫无疵瑕，能够用某些神迹证明他真是一个预言家，他事头上是已经得到了统制之权。　此统制之权，其授予于他是以上帝的名义单独启示于他的，与前此授与摩西一样；不是像首领们仅仅通过高级祭司的。　没有疑问，这样的一个人不引用被压迫的人民以为己助，并且用些无关重要的神迹使他们对于他所想望的都相信。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这个首领就可以及时准备；预言家须得他的认可，须受检查是否生活真是毫无疵瑕，是否预言家受天之命的神迹没有可议的余地。　而且，是否他要用主的名所说明的教义与大家认可的教旨以及国家的一般的法律相合。　若是他的证件不足，或他的教旨是新颖的，就可以合法地把他处死或容纳，这完全由首领负责，他有全权。不但如此，首领们在身分或出身方面并不高于别人，只是因他们的年纪与本身的资格而处理政务。　最后，不管是首领们或是军队，都没有理由爱好战争而反对和平。　一个人在军营里是个士兵，在街上就是个公民；在军营里是个首领，在法庭里就是个法官；在军营里是个将帅，在国中就是个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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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所以没人会为打仗而想打仗，而是为保持和平和自由而想打仗；也许首领们竭力避免变迁，这样就不必请示于高级祭司，就不必蒙站在高级祭司面前的这种耻辱。约束首领们的预防办法就讲到这里为止。　现在我们须看一看约束人民的办法是什么。　而这些办法分明地见于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中。凡对于此事略加注意的人就会明白国家之形成，其办法是在一般公民的心中养成极热烈的爱国之心。　如此则人民极不容易起叛国之心。宁愿忍受一切，而不愿受外国人的羁绊。他们把权利交给上帝之后，他们就认为他们的王国是属于上帝。　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儿女。　别的国家他们认为是上帝的敌人，对之怀有强烈的仇恨（他们以此为虔诚，见《诗篇》第一百二十四篇第二十一、第二十二节）。在他们看来，没有比立誓效忠于一个外国人答应服从于他再可怕的了。　背叛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自己崇拜的上帝的王国，他们不能想像再有比这个更罪大恶极的了。那时认为如有人在国外住下来，那是心术不好的。　因为他们是借崇拜上帝以结成一体。　此对上帝的崇拜是不能在别处进行的。　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土是认为神圣的。　世界上其余的地方认为是不洁与不敬神的。被迫流放的大卫对扫罗有以下诉苦的话：“如果他们是鼓动你反对我的人的子女，他们应在主的前面被人诅咒；因为他们今天已把我赶出来，不许我居留在上帝遗留下来的地方，他们说道，去，侍奉别的神吧”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六章第十九节）。我们应该特别说明，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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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公民曾经被流放过。　曾经作恶的人是要受惩罚的，但是不能受辱。这样说来，希伯来人对于他们的国家之爱不仅仅是爱国之心，也是敬神之心，用每天的礼仪来养育，以致他们对于别的国家的仇恨必是已经深入于他们的本性之中了。　他们每日都举行的礼拜不仅是与别的国家的礼拜有所不同（由于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并且完全与别的民族隔绝，自是不同的）

　　　　，是绝对相反的。　这种一日复一日的斥责，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不可磨灭的仇恨，深深地长在心中，因为各种仇恨之中，以由于极度的虔敬而来的是最为深固的了。　此种仇恨其自身即被人认为是敬神的。煽动这种仇恨，使之愈来愈甚，也不是没有一个总的原因，因为这是互为影响的；邻国对于犹太人其仇恨也是一样强烈的。至于不受人的统治，对于他们国家的专诚，对于所有别人的绝对权，一种仇恨不但是许可的，而且以为是敬神的，对于他们同类的轻蔑，他们的风俗与宗教仪式的特异，我再重复一次，加强犹太人为他们的国家以非常的坚忍与勇气忍受一切之心的所有以上这些原因的效果是如何之大，立刻就可以为理智所认识，并为经验所证明。　只要城池还存在，他们对于外人的统治就不能忍受；因此之故，他们称耶路撒冷为“一个反叛的城”

　　　　（《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十二节）。他们的国家在重建之后（这不过是第一个国家的一个影子而已，因为那些高级祭司们已经把支派的首领们的权力篡夺过来）

　　　　，罗马人好不容易把它毁掉了，这有太西特可以为证（《历史》，第二章第四节）

　　　　：“威斯柏辛已经结束了对犹太人的战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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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围困耶路撒冷，以为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此乃是由于犹太人的性格与其迷信之坚强，而不是由于被围困的人尚有气力以满足生活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