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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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我顿悟了一件事，如果我仍想替自己的病痛下定义，也许问题就出在女性特质上。我以前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只停留在女人迎合男人的世界有多么困难的层次上。这回我有了新的感觉，我想也许是我结合了太多男性的价值观，所以走错了方向。我没有诚实面对自己身为女人所拥有的才华与兴趣，因此找不到适当的位置。不过与其将自己视为失败者，倒不如承认自己需要时间找寻，才能有今天的领悟。我需要时间去发现，去学习如何评价，或单纯地看那些深藏在我身上的更具女性的价值。
我似乎可以接纳自己了。我可以从事一项无目的性的工作，投入于那些能感动和激励我的各种计划中，学习营造一个可以让事情发生的环境，结合群众，形成网路，沟通，传达理念，敞开自我，并且不强迫自己进入一个形式的、结构的、有专业头衔的职位。
这是一种多么释放又自由的感觉，只要活着就好，存在就好！至于能做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也是允许自己放下男性沙文主义与超量工作的价值观。我只想为女性灵修尽力，为神的女性面工作，让自己安定下来，再看看事情会如何演变。
第—件有进展的事便是“癌症支援团体”（Cancer Suppoort munity— CSC），那是一个免费为癌症病患提供支持、服务与教育的团体，他们每周服务的对象超过350人，其中还包括病人的家属与支持他们的友人。
我们第一次遇见维琪·威尔斯是在崔雅刚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后不久，当时我正步出崔雅的病房，走在医院的回廊上，突然有一位非常显眼的女子和我擦肩而过。她身材高大，轮廓极美，黑发，大红的口红，一身红艳的洋装，趿着黑色的高跟鞋，看起来像法国的时装模特儿，我有点困惑，后来才知道，维琪曾经和她的好友安娜在法国呆了几年，后者是法国导演高达（Jean…Luc Goodard）的太太。
维琪不只有张漂亮的脸孔。回到美国后，她曾经在少数民族的贫民窟中担任过私人探员，做过酒精与毒瘾患者的咨询人员。此外，她也是一名替贫民罪犯争取公平司法权的活跃分子，这些工作她一做便是10年以上，直到她发现自己罹患了乳癌。在经历一连串乳房切除手术、化疗以及几次重建手术以后，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癌症病患与他们的家属、亲友所获得的支持与服务竟是如此贫乏。
于是维琪开始在好几个组织里担任义工，例如“迈向痊愈”这个组织。然而她发现，即使这些组织的服务也是非常不妥的。她心中开始有个模糊的构思，她想成立一个真正合乎理想的中心，就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崔雅。
她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事实上是整整两年的时间脑力激荡，筹划成立一个理想中的癌症病患支援中心。她们与许多医生、护士、病人与支持者晤谈会面。珊侬·麦广恩一开始便加入了她们，她也是一位癌症患者，曾经协助哈洛德成立幸福社区，那是第一个免费为癌症病患与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的先锋团体。
1985年10月，维琪、珊侬、崔雅和我一同探访幸福社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在旧金山成立幸福社区的分部，还是成立一个全新独立的组织。虽然我们对哈洛德本人与他所做的一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维琪和崔雅都认为，或许不同的途径也会有帮助，而且这和“存在与做事”这个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和一位在索萨利托开业的医师诺米·雷曼讨论过后，事情终于有了一点头绪。
我们和诺米相谈甚欢，我几乎忘了时间。诺米说，她觉得和我、维琪志趣相投，然而接到有关幸福社区的资料时，却觉得不妥，某些想法和我们不太一致。
我告诉她，她的顾虑我们早已察觉，我们所强调的重点和哈洛德的团体不太一样，比较倾向于女性，较少强调对抗癌症或如何从癌症中复原。我们注重的是治疗过程中生命的整体品质。我们并不想让患者觉得，如果癌症仍存在，他在任何一方面都会有损失，而且是个失败者，因为这么一来，便陷入了哈洛德团体的窠臼之中。维琪将我们的资料送给那些住在史蒂芬·勒文隐修所（一间癌症复发或转移病患的隐修中心）的朋友。他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不确定我会喜欢这种调调儿。”“如果我的癌症没好，也能去那里吗？”“如果我接受了自己的癌症，也不想再对抗它，我还适合住在那里吗？”诺米说，她从哈洛德团体所获得的资料都强调疾病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努力对抗它，如果你没有打赢这场仗便是输家。对她而言——她自幼就患有“库恩氏病”1，疾病已经是她必须学习共处的东西了。
身为一名癌症病患，我发现癌症虽然经常被视为难缠的慢性病，但其他人（那些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患者的人）总想听你说出自己已经痊愈的话。他们并不想听你用医生的口气小心翼翼地诉说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癌细胞的迹象，测验结果也相当正常，不过癌症是永远无法确定的，我们只能期望它不要复发。不，他们根本就不想听这些话，他们唯一想听的是你很好，完全没问题，而他们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无需再担心你，因为不再有食人魔躲在树丛后。这也许就是哈洛德给人的印象，也是他们与我们在态度上的不同。于是我们决定不与哈洛德的团体结合，当然，我们衷心期望他一切都好。
与诺米的交谈启动了一些我当时并不清楚的想法。这些想法和她展现的模样有关——她看起来如此美丽、活跃与健康，但你知道她其实身染恶疾。星期一晚上举行的乳癌妇女聚会中有位女性也启发了我的想法。我曾犹豫是否该将自己委身于这份为癌症病人服务的工作，部分的恐惧来自我必须面对所有的病人未来各种的可能性，另一部分的恐惧则单纯来自那些将横陈在我面前、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癌症事实。
几天后我终于明白了，这股恐惧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让这个疾病及它可能对人造成的悲惨后果，如乌云般遮蔽了眼前那些活生生的人。在最后一晚的聚会上，我突然明白了这一点。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该摆在第一位。我们在聚会中所谈论的经常不是癌症，那只是附带的话题。这些人深深投入自己的生活、痛苦、胜利、爱与子女中，癌症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已。我突然明白我犹豫的原因是，我以为自己将面对一群癌症病患，而不是偶尔才提起癌症的人。我想这促使我逐渐脱离癌症，一步一步地回归自己的生活中。我喜欢和这些即使得了癌症，仍勇于生活的人共修。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与癌症共存，即使你试图改善它。同时学习将癌症病患视为一群人，而不是一些你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弱势病人。
这种改变第一次戏剧性地出现，是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当时我们正在塔霍湖的家中，崔雅一直无法入睡。突然间，所有的片断开始串联，她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根据崔雅的说法，这比她迫切追寻的守护神还令她震撼，它虽然羽翼未丰，但已经大声宣告自己的出现——以另一种声音，那种被她长久压抑的声音。
刚到塔霍湖没多久，有一天晚上辗转难眠，我清楚地看见银白色的月光洒在窗外的湖面上，微风轻拂过围绕在房舍四周的松树，随着摇摆的树影发出沙沙的声响，向远处眺望，可以见到“荒芜野地”黑暗的山影。“荒芜野地”，如此苍凉的名字，如此幽美的景致。
玻璃的影像、殷红、晕白、湛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感到兴奋极了，丝毫没有睡意，是不是喝了茶的缘故？或许是吧。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玻璃、光线、形体、形影、流动的线条，把一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看着从空中浮现的影像，看着美在这个具体的世界中成形。多么令人兴奋啊！我静静地躺着，感觉能量在我的体内流动。这就是它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吗？至少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吧？这是不是我曾经失去的碎片？我身上的一个碎片？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自己遗失多年的部分。一个用双手工作的女人、艺术家、工匠、制造者。既非行动者也非博学者，而是一个制造者，美好事物的制造者，制造的过程与完成的产品都能带来喜悦。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圣体显现。那好像是一个洞察自我以及未来的重要时刻。我记得以往最令我投入与兴奋的，往往是做手工艺的时刻。譬如绘一张结构丰富的蓝图，在艾奥纳岛上画活泼的钢笔素描，在芬德霍恩做手工蜡烛和盛水的烛台，从空无中创造美妙的模型，在札记中磨练文字的技巧。这些才是我忘却时间、全然投入、浑然忘我、彻底专注的禅定时刻。
第二天我感觉自己重新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似乎从强调心智活动的男性文化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学校强调的都是知识、事实、内容、思考与分析。我发现那些事自己已经相当擅长了。那是一种超越他人、赢取赞赏与注意力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已经走过那条平坦、标记清晰的路。
只是我一直觉得不妥。我为什么不继续拿博士学位到某处教书呢？我曾经这么想过，可是内在有股力量驱策我离开那条坦途。我的能力足以胜任，内心却不向往。虽然如此，我还是会批判自己，认为自己太软弱，只会虚度光阴，没有专心在事业上。
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坦途不适合我。因为我的本质是制造者，而非博学者或行动者。这或许是我在芬德霍恩过得如此快活的原因。在那里，我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蜡烛与陶艺工作室中。打从孩提时代，我就热爱做东西，但在一般人的价值观里，那是肤浅、不正经、不重要、没有益处、甚至没什么贡献的事情，充其量只能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