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1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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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农民拽住绳索,绳索的另一端套在飞机尾翼上。
冯庸立即启动飞机,拖着那几个农民前进了好几米。等发动机达到预定转数,只听他一声大吼:“放手!”
咻~~~
飞机犹如弹射般前进,只在简易跑道上行驶大概80米,便快速的离地飞起,擦着前方的小山包升上天空。
“我草!”
周赫煊抹了额头的一把汗,惊魂未定道:“你这是玩儿命啊!”
“放心,我有把握,”冯庸自信地说,“上次那架飞机要小一些,才助跑50米就飞上天了,这120米的跑道绰绰有余。”
“你厉害。”周赫煊无语道,心里发誓再也不坐冯庸开的飞机。
冯庸很快就把飞机开到城市上空,没事瞎兜圈子玩,发动机的隆隆声吸引了不少上海市民驻足观看。
不多时,下方居然又飞来一架飞机,冯庸立即朝人家飞过去,还冲对方挥手大喊:“嗨,下午好!”
可惜听不见,招呼白打了。
跟冯庸一样,对面那架飞机也在城市上空盘旋,不过他们并非在玩,而是往城里扔东西。
成百上千的小型降落伞,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中到处飘荡,模样煞是好看。
“这啥玩意儿?”冯庸诧异道。
周赫煊想了想说:“可能是在发传单吧。”
“你捞一张看看。”冯庸说完就开着飞机俯冲下去。
飞机两侧没有封闭,周赫煊顺手一探,就捞到只飘扬的小降落伞,伞下还缀着印刷纸张。
周赫煊将那印刷物打开,上面的内容让他瞬间无语。
“写的什么?”冯庸问。
“广告,”周赫煊满额头黑线,“唐驼的卖字广告。”
咱们说袁公子登报卖字,已经非常有个性了,可唐驼更牛逼,居然用飞机散发卖字广告。
唐驼是谁?
就是本书前面章节里提到的,六年内写了3万副对联,雇佣两个助手磨墨还不够,自己发明磨墨机那位。
冯庸听了大笑:“哈哈,有意思,头一次见用飞机发卖字广告的,我得去拜会拜会。”
周赫煊只能表示:民国的疯子真特妈多。
由于飞机的油不太够,冯庸只转悠了几分钟,便前往虹桥机场降落,然后两人坐车返回海格路宅子。
当晚歇了一夜,冯庸便开着飞机前往北平,然后转飞奉天向张学良复命。
在上海逗留数日的汤因比,也带着女秘书前来辞行。他要去南京拜访常凯申,然后前往湖北和山西,四处考察中国的文化和政局。
汤因比问道:“周先生有兴趣到伦敦大学授课吗?”
“太远了。”周赫煊直接拒绝。
汤因比发出邀请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周先生能去英国做学术交流,那边的学者肯定很感兴趣。”
“以后再说吧,”周赫煊拿出一沓稿件道,“这是我的文章,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汤因比先生你可以替我带回英国。”
“荣幸之至。”汤因比笑道。
那些正是《历史研究》稿件,不过周赫煊讲课的时候,改成了《人类文明史》。内容与讲课时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些修改,是他跟汤因比讨论后定的稿。
两人已经约定,这一系列学术论文,观点不同的各自撰写后署名,观点相同的则共同署名发表。
汤因比走了,沈从文也赴任了,被胡适邀请去中国公学当老师。
结果上课的第一天,沈从文就闹出大笑话。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学生久久不语,脑子里一片空白,脸和脖子都憋得发红。
学生们有些懵逼,不知道这位新老师想干啥。
只听沈从文说:“给我五分钟时间!”
好嘛,沈大作家是脑袋宕机了,第一次讲课有些找不到北。
中国公学就在上海,周末大家出来聚会时,沈从文自然而然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沈从文表情显得很尴尬,胡适安慰他说:“没事的,慢慢就好了,第一次难免出差错。”
“我们还是聊文学吧。”沈从文掩面道。
徐志摩问周赫煊:“明诚还是没写新诗?”
周赫煊想想说:“有一首。”
徐志摩找来纸笔,迫不及待道:“快写出来看看。”
周赫煊这次抄的诗很短——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徐志摩反复咀嚼着其中意味,猛的赞道:“好诗!好灵性!回味无穷!”
“有点禅意。”胡适微笑说。
沈从文细细体会着那意境,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似乎想起了他的湘西往事。
就在《新月》将这首诗刊载时,周赫煊的作品终于在法国出版了,而且一出就是好几部。
第285章 284【年鉴学派创始人】()
斯特拉斯堡市,隶属于阿尔萨斯大区,位于德国和法国边境。
这里的历史变迁很复杂,它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并入法国,接着又被德国占有,一战后又被法国抢回来。
记性好的朋友,应该还对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凡尔赛合约有印象,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法国。
吕西安·费弗尔,此时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
他最近正在筹备创办一本杂志,叫做《经济社会史年鉴》。我们以未来者的视角来看,这份杂志开创了年鉴学派,改变了世界史学界的面貌,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好吧,说起来很牛逼,但此时的吕西安·费弗尔还属于“非主流”。
二十世纪20年代的欧洲史学界,主流派别为“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
这种史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当时自然科学爆发式进步,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对科学的无限崇拜当中,史学家们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议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各种心理分析,以及对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用来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把所有历史都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大要素。史学家们利用自然科学思维,总结出一套“科学公式”,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有其先进性,促使传统史料去伪存真,让历史研究更加严谨。但局限性同样很大,史学家们这么搞下去,导致史学朝着自然科学靠拢,忽视了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都充斥着颓废、迷茫和反叛,从而酝酿出多种多样的新流派。
质疑实证主义史学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无法将它推翻,吕西安·费弗尔就是反对者中的积极分子。
“杂志稿件还没收齐吗?”马克·布洛赫走进办公室问。
吕西安·费弗尔笑道:“还有一份在邮寄途中,可能最近几天就能收到。”
马克·布洛赫苦恼地说:“我前后联系了五家出版社和发行商,没人愿意帮忙发行我们的杂志。”
“很正常,”吕西安·费弗尔比喻道,“实证主义史学是风车,我们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难得到主流群体的重视。”
“那怎么办?”马克·布洛赫问。
吕西安·费弗尔说:“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过交道,或许他能帮忙发行杂志。”
等到周末,两人把杂志创刊号的内容编好,拿着粗糙印刷的样刊结伴前往巴黎。
……
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疯狂的20年代”。
特别是法国这边,一战的糟糕状况已经结束,经济在20年代全面复苏,呈现出耀眼的繁荣景象。
但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却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于是有钱人尽情享乐,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则各种反叛传统,创造出乱七八糟的新流派。
穷人们也顾不上闹革命,虽然他们过得比以前还困难,但劫后余生让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也让底层人民稍稍有了点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盛世!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两人,行走在巴黎街头,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时间太晚赶不上,他们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费弗尔闲得无聊,于是提议去逛书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国那边情况一样,20年代的法国出版业也正处于繁荣时期,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接近2万种。
由于是周末,逛书店的人特别多。
费弗尔直奔文史类的书架,刚刚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书:《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侠小说外,周赫煊的作品几乎全在这里。
法国佬玩得够嗨啊,完全不怕卖不掉!
费弗尔对周赫煊印象深刻,他还把《大国崛起》的部分残篇,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学生读过。
一看到书脊上的作者名,费佛尔立即惊喜地取下。
只见《大国崛起》的扉页上,有一篇《费加罗报》记者勒戈夫写的作者简介,甚至还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国人,1898年出生。童年时期流落东南亚,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少年时浪迹美国,在多所大学旁听。1916—1926年间,环游世界,出入各国图书馆、档案馆搜寻资料。现为中国高等学府北大的校长,以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才华名震远东地区。
“噢,上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