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颗子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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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这么没有公德心，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30秒的时间cleanuptheirshit？？？？？
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施特劳斯式的用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原先它刚到达月球时，我以为已经到达了极限，现在它已经到达了火星，还在飞驰。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
总之，我以前高估了人的理性程度，高估了沟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我的一系列政治观念都是建立在这种相对的乐观之上，现在这个基础变了，一切观念都需要调整。可以说，这个厨房斗争经历，是继在网上时政论坛的辩论之后、第二个沉重打击我对人类理性信心的亲身经历。如果可能，我真想拽住我们宿舍那几个哥们的衣领，悲愤地大喊“还我希望”！
这不是说笑，也不是上纲上线。一个10人的厨房，“宪政”就如此之难，一个几亿人的社会，其中再加上阶级、教育、经济、地域等等变量，能够治理好，和平、稳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两年前，我以为，让大家饭后擦擦灶台清理一下水池子，实在是个鸡毛蒜皮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有人由于以前没有集体公寓生活的经验，所以没有养成好习惯的话，我去沟通一声，打个招呼，让伊注意，事情也就解决了。这种案例，以前的三年里也有过n个，都是说一两次，基本就都改邪归正了。
但是，不。没有这么简单。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象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理性说服”、“愤怒声讨”、“出离愤怒”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间的“厨房门”事件。
在理性说服阶段，也就是这两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带着居委会大妈的亲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释宿舍的政策法规，有的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在厨房里贴个条，写些“Please clean up after cooking”之类的提示，末了，还总是要加上一个甜甜的“thank you very much”和一个胖胖的感叹号。有一次，我甚至给A和B两个人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email，“请求”他们饭后打扫卫生。
顺便说一句，A和B以前是国内某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同系（好像还同班）同学，后来进来的C和D是他们的师弟。这个楼里，住着他们浩浩荡荡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一大群，经常一起在我们宿舍做饭开party打牌什么的。我想他们的“人多势众”，也是他们“为所欲为”的一个因素。当然，他们每个人的恶劣程度并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新来的C，为人至少还挺热情友好的。那个阿拉伯兄弟E，开始也是打扫卫生的，不过后来他告诉我他已经“tired of cleaning up for others”了。
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情形。
然后，我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note上也没有了thank you very much。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5。5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note是小诗一首：
Why can’t you clean？
Why？
Enjoy dirtiness？
Enjoy pissing others off？
Fuck you。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是个有洁癖的freak。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complain不断，只不过他们用厨房相对少，所以也没有我这么bothered。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也告诉我这是the worst group the suite’s ever had in the past 30years。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afraid of going to the kitchen。”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4、5次降到一个星期1、2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 ABCDE 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residentadvisor，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期间A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worst。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在sink里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才能攻毒，以暴才能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8卷powertowel，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2000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2000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大个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江书记的以德治国讲到胡书记的和谐社会，唐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佣一个黑人大个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面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 case提交给学校的housingoffice，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make the case，必须首先locate 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
![[综漫]穿成一颗球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7/765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