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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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他们的群体生活完全受制于自然法则。其二,善恶是社会环境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刚出生的婴儿,既不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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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善,也不知何者为恶。他们成年之后的善行恶作,并非是他们生而就有的,完全是因为周围的文化对他们的薰染所致。'奇+书+网'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①孟子这一表述,常常被性善论者所援引。事实上,见小孩落井而援之以手,能否称为善举,大可值得商榷。
善心善行并非仅仅体现于对别人是否有所帮助,而主要是此种帮助是否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可能。见小孩落井而援之以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且是人作为生物中的一个类所固有的本能。此种事情,非独人类可以做到,其他动物也可以做到。
在动物界,许多动物都有保护小动物的本能。
就小孩落井一事而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善心,主要看他援之以手是否对自己的利益构成伤害。如果他意识到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援之以手,便是善心与善行。否则,就算不上。
如果说人性既非本善又非本恶,那么人类的善与恶又从何而来的?
答案是:人性只是具备既趋善又趋恶的一种潜在因素,而并非包含着善的种子或恶的种子。因为,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它所成就的就应该只能是善心与善行,而不可能有恶念与恶行;相反,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它所成就的就只能是恶念与恶行,而不可能有善心与善行。但实际上,人类社会既有善心善行,又有恶念恶行,百分之百的善人是没有的,百分
①《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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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的恶人也找不出。就是说,即便在一个人身上,也同时具备善恶两种品性。如此看出,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两种说法都是不成立的。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绝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历史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人之初(包括个体和人类全体)是无所谓善恶的,他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一张白纸,既可描绘出色彩绚丽的图画,也可弄得污七八糟,黑糊糊的一片。
正因为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所以人一落到这个世界上就面临着善恶两种力量的夹击。但这又并不是说,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是均等的,也不是说,善心与恶念是同时产生的。
从人的生活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看,恶产生于善之前,且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人是有意识和欲望的,饿了想吃,冻了想穿,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又想吃好的,穿好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没有受过道德薰陶的小孩,都是自私的。而且,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善与美历来被认为是人类所追求的两大目标,故有“尽善尽美”的境界,但人类对此二者的追求,却是有等差的。追求美(不含精神美,精神美实则为善)远胜于追求善。生活中的美,有女色之美,居室之美,服饰之美,艺术之美,食品之美,等等。这些美实际上与善是对立的,追求这些美势必损害善。人类许多恶念恶行实则都是根源于对这种种美的追求。
但是,我们肯定恶相对于善的原初性和主导性,同人性本恶的说法又是有区别的。因为恶的产生,并非根源于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主要是超出基本需求的种种欲望。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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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冻了想穿,并不为恶,只是想吃好的穿好的并用各种非道德的手段而实现这一目的,才是恶。而人超出基本需求的欲望,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所造成。
而且,文明人的种种恶端,其动因还有着复杂的文化因素。比如穿衣服一事,现在的有钱人家喜欢斗富,买名牌衣服。其实,名牌衣服主要在一个“名”字,并不是穿起来特别舒服。又如玩古董,就实用意义上说,古董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有的甚至不美,但富翁们却不惜重金收藏,目的或为炫耀自己的富有,或为附庸风雅,真正将其作为文物而收藏的却是很少。
文明人的可取之处是,他们既有恶端,又有善行。恶虽然占着主导地位,但善的力量同时又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恶的膨胀。恶根源于社会文化的刺激,善产生于社会文化的规范。人的善心绝非像性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为生而有之,而是道德教育的结果。道德教育的渠道是多方面的,有长辈的言传身教,有整个社会早先形成的文化规范的教化。如果没有道德教育,很难设想人一定会从善。而且,善与非善,本来就是一对历史范畴,且具有民族性。比如兄妹结婚的善恶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的规范。古代埃及人视之为善举,古代中国人却视之为恶端,称作“乱伦”。
但是,相对于恶的力量,善的力量是软弱的,不足以抗拒恶的诱惑与侵犯。
之所以如此,在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我们的祖先既订立各种道德规范,同时又创立起国家,用法律、监狱等强制性的手段迫使人们趋善避恶,以保证社会能够得以相对稳定地发展。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的,国家的功能具有二重性,它既有善的一面,即压制恶人保护善人,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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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恶的一面,即秉权者利用国家权力而作威作福。因之,人们常常对现有的国家制度抱着不信任的情绪,向往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监狱的理想社会。
但是,在理想社会里,如何保障人的恶念与恶行不致于产生呢?又同样是一个恼人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似乎社会的争斗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不甚丰富的缘故,认为一旦社会财富增加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程度,社会争斗自然就可以消除,而人类也就可以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
实际上,这是一种极浅薄的认识,完全出于想当然,纯粹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没有任何经验和学理上的根据。此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如果实现于动物界,倒有可能,因为动物的生活极其简单,只要解决食物问题就足够了。食物不足,它们会争斗,一旦填饱肚子,他们便不会再争斗。而人类社会则不同。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社会在发展,贪心亦在日益膨胀。过去人们想吃饱吃好,理想食物是白米饭和肉鱼蛋。现在这几种食物已经不算稀奇,人们都可经常吃到。但是,人们对食物的贪心并未消除。有了白米饭和肉鱼蛋,他们又想吃更好的东西,比如山珍海味。况且,山珍海味也是有等差的。有的产量多,易于得到,有的则因其稀少不易得到;有的味美,有的味道稍次。如此决定着人们一旦能够吃上山珍海味,贪心还是存在。比如鳖这种东西,二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几角钱一斤,大约与鱼类等价。十年前,五、六元钱一斤,大约相当于鱼价的两倍。
而最近几年,价格陡涨到一百多元一斤,相当于鱼价的几十倍。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原因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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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低,能够吃上白米饭和肉鱼蛋,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追求高档食物的条件和欲望。而这几年,肉鱼蛋已经常食用,人们所追求的是那些不易吃到的东西,其价格也就日益看涨。
对于人的这一恶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有过发人深思的论述。他认为,人类一旦走出原始状态而进入不平等社会,就只有日益堕落日益败坏的必然,所以人类从整体上看,不是进步而是倒步,理想社会更不可能在人间建立,除非人人都变成天使。
卢梭对文明的批评主要是就道德领域而言的。
在他看来,文明伊始,人类的道德越来越弱化,善的力量越来越经不起恶的攻击,因之依靠道德的净化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很不现实的一条途径。
卢梭的看法虽曰深刻,却亦失之偏颇。就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看,人类社会虽有种种恶面,但总的趋势却是发展的,进步的。
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评价尺度看,恶并非一无是处。
它既是社会和谐秩序破坏的动因,同时又是社会进步的推力。
关于这一点,康德给了我们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解释。
康德同卢梭一样,也是一位人性恶论者,但他对人性恶理解的结论却与卢梭恰恰相反。
他认为人类文明史从恶开始,但却不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历史的奥妙在于,恰好是人性的恶,成就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善。这其中关系,康德有一段较长文字的表述:“人具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禀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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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别人的阻力的。
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于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趣味就形成了,并且由于继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