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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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生出民主与科学来的种子。
然而牟宗三又认为，从“道统”里又可曲折地推出外王事功。
这实际上是个明显的悖论。既然传统文化的“道统”里本来就没有外王的种子，怎么可能从中“曲折”地生长出外王的苗芽呢？
第四，牟宗三对道德理性的过分强调，认为其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乃是“精神之内在有机的发展”
，实则为历史宿命论。
在这种历史观里，人的主体性不见了，一任道德理性之摆布。
如是，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作用就无足轻重。但问题又在于，如果人的主体性不复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可以使道德理性暂时让开一步，由直通转为曲通呢？
第五，牟宗三承认民主与科学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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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送来的两大宝物，而且他也主张，学统与政统之推行，就是要认真地把西方人的文明成果借用过来。如果这样，那“良知自我坎陷”
就没有必要。
既然有现成的外王事功可供接纳，为什么还要来一个“曲折”。来一个“转弯”
，非得一定要从自家的传统里去寻找一个“间接形态”呢？
徐复观的人性“形而中学”
徐复观被称为“学术界一位传奇人物”
、“勇者型的新儒家”
，并同唐君毅、牟宗三一道，被海外学界尊为“当代新儒家三大师”。
然而，相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徐复观又有诸多方面的不同。
首先，他是一位史学家，而非专业的哲学家。他虽然得惠于熊十力的启悟，但却没有走上熊十力为新儒家所开出的形上之路，认为讲以人为中心的学问，不能以《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划界。形而上者为天道，形而下者为器物，而人的心则在人体之中，“假如按照原来的意思把话说完全，便应该添一句，‘形而中者谓之心’。
所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该讲成形而上学“。
①同时，他也不同于钱穆。钱穆研究历史，是想证出个“古己有之”的结论，而徐复观则新潮得多，尤其对于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深恶痛绝。
①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２４３页，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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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君毅和牟宗三终生所志只在学术一途，而徐复观则始终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就一生的经历说，他的前半生跻身于政界、军界，后半生却专志于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而且就其后半生而言，依然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既作中国思想史、艺术史方面的纯学术研究，同时又心系国事，品评时政，经常写些时论政论方面的文章。用韦政通先生的话说，叫做“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
再次，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新儒家思想在形而上的基础上立论，体系庞大，论证精微，而徐复观虽然强调“形而中学”
，但他的“形而中学”并未形成一“学”
，更无意去构筑一体系，其论述大多零散，欠系统。而且，他虽然被尊为新儒家的三大师之一，但其著述并非都是为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而作。比如他的艺术史研究，许多成果与新儒学是没有关系的。而唐君毅和牟宗三则不同，他们的所有文字几乎都是为了复兴儒学而写下的。
徐复观，湖北浠水人，１９０３年生，原名秉常，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义取《老子》“万物并作，予以复观”。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家，父亲为乡间蒙馆教员，收入甚微。九岁时，随父入蒙馆读书，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浠水县立高等小学。十五岁毕业，因家境清贫，考入湖北武昌第一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
，寒暑假仍回家里从事农耕。
对于农村生活，徐复观终生有着难以挥去的情结。他曾说：“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亲戚，都是地道的农民，所以也都是地道的穷苦。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中必做的功课。我的父兄的艰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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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
①这位“大地的儿子”
，不仅对辛勤于大地上的农民始终怀着深情厚意，也从大地的品格中获得了精神动原。所以他又说：“至于我，也和唐小说中的程咬金一样，每被人打倒在地上时，一闻到土气，便又活转过来了，所以不会被人打死。”
②
１９２３年，徐复观毕业于武昌第一师范学校，旋即到一小学任教。是年秋，适逢武昌国学馆招生，在三千多名考生中，徐复观被国学大师黄季刚以第一名录取。在这里，他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自此打下了坚实的学养基础。而且，他自幼才华出众，文章写得十分漂亮。据说在国学馆时，经学大师刘凤章曾鼓励他：穷勿失志，凭着自己的文采，必能名动公卿。后来的人生证明，徐复观的确是凭着他的文采而名动学界和政界的。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就曾称他是“当代中国的一枝巨笔”。
１９２５年底，徐复观弃文从军，于国民党某部当一名营部书记官，开始接触孙文学说，热爱三民主义，并由此而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且受鲁迅的影响，厌弃线装书。
１９２７年，弃军从教，就任于省立第七小学校长。
１９３０年赴日本留学。
原想入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因资助中断，改入陆军士官学校。在这里，深受河上肇的影响，“由鲁迅迷
①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７５页，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②转引自韦政通：《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见《评新儒家》，第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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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而为河上肇迷“
，①思想激进，俨然一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组织“群不读书会”
，专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
，又说：“它实在填补了我的青年到壮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虚。”
②
“九、一八”事变后，徐复观退学回上海，奔走月余，呼吁抗日，无结果，乃回湖北组织“开进社”
，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充实三民主义，以之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南。
１９３２年重返军旅，屡有升迁，１９４２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不久后。派往延安任联络参谋，因而有机会与毛泽东于窑洞畅谈国事。这一背景，使他比国民党其他官员更能认识国共两党的实情内况，对时局的分析，亦更能切中病根。
在徐复观学术与政治并重的一生中，有两位大人物对他的帮助至为重要。一位是熊十力，另一位是蒋介石。
早在１９２７年，徐复观于军营就听说过熊十力的大名。
１９４４年，他拜见熊十力于勉仁书院。熊要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后问其心得，徐复观说了许多不同于王船山的看法，熊一听就火冒三丈，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读得进书！
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
①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第５３６页，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②《徐复观文录选粹》，第２９２页，学生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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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
①这一骂，竟骂出了一位大学者。他后来自己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自此，徐拜于熊的门下，执弟子礼，并深悟熊的“亡国族者常先亡其文化”和“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而走上了复兴儒学的治学道路。
至于蒋介石对于徐复观的学术成就虽是间接的帮助，但意义却是不小。
１９４７年，蒋拨给他一亿元（时值两万美元）
，创办学术月刊《学原》。该刊学术层次高，熊十力、钱穆、朱光潜、唐兰、陈梦家、陈康、俞平伯、季羡林等许多一流学者都曾在上面发表过文章。通过办刊，徐复观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由此走进高层学术圈子。
１９４９年，徐复观携眷迁往台中，又得蒋介石的匡助九万港币（时值两万美元）
，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于香港，设分社于台北。该刊是海外新儒家的主要文化阵地，与钱穆等人所创设的新亚书院，有着同样的学术旨归和意义。也正是通过这一刊物，他既有可能顺畅地抒发自己的文化主张，同时又与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结成学术师友，从而确立了自己在海外思想文化界的地位。
１９５５年，东海大学在台中成立，徐复观受聘为中文系主任兼教授，讲先秦学术思想。
１９５７年，将在《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结成《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集出版。次年元旦。与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①《徐复观文录选粹》，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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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徐复观不当基督徒，自言“只是要为中国文化当披麻带孝的最后的孝子”
，其思想情感与学校的办学方针相距甚远，致以校董会对他和同时讲学于该校的牟宗三大为不满，认为“学生受洗少，是因为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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