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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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②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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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由于最终没能冲脱旧文化的束缚，所以没法保障新的封建王朝不会再出现。只要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土壤还在，就难以避免在这一土壤里生长出各式各样的专制主义政体的毒牙。袁世凯作了总统尚不满足，最后还是演了个龙袍加身的丑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在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击下气息奄奄，但在张勋“辫子军”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又搞了个“丁巳复辟”的闹剧；……。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七十余年。七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不能说没有作过艰难的探索和积极的追求。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指出他们的诸多不足，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每前进一步，既是十分可贵的，又符合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没有权力指责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到一步到位。因为肩负着沉重包袱的人，行走只能是艰难的。
也就是说，从这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与步骤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虽曰艰难，但趋向却是逐步朝着它所应该发展的道路上发展的。如果没有其他不利因素的扰入，２０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社会应该汇入世界历史一体化的洪流。但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外部的不利因素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路向的错位。
２０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部环境变动的牺牲品。
“五四”一代文化英雄与国民的灵魂拯救
为什么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这是“五四”时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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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前途问题的主题。他们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既不在器物不如人，亦不在制度不如人，而是在于国民的素质低劣，他们称之为“国民的劣根性”。一方面，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国民的奴性人格，另一方面，国民的奴性人格又致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得以长期延续，僵而不死。国民素质得不到提高，即便建立起形式上的民主政治，那么新的政体也会在传统文化的积淀层里变为“逾淮之枳”。所以，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所谓“启蒙”
，也就是把国民从传统的专制主义的精神牢笼里解放出来，医治其心理层面上的劣根性，使臣民意识变为公民意识。
“五四”
的先驱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下呐喊的，斗争的。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引进，也不仅是某种政治体制的移植，而是深层次的文化更新。只有文化更新，才可能使技术的引进和政体的移植具有真正的意义。
按照梁启超的分期，中国的救国图强之路在此之前已经走过两个历程。第一个历程为洋务运动，第二个历程为戊戌变法。这两个历程虽然在不断地向着世界历史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但步履维艰，都未能碰触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孔孟之学。显然，如果没有一次深刻而强烈的文化震荡，仍然照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的前途问题将始终得不到解决。辛亥革命没几年，革命成果就浪淘沙流而去，中央政权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南方的革命党人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制约袁世凯，结果大失败。尔后又进行武装反抗，不料输得更惨。历史注定了中国的近代救国图强之路要进入第三期，即从文化的层面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之一期。正如梁启超１９２２年所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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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①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首倡这场文化革命的是团结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一批进步文人。
《新青年》为陈独秀所创办，初名《青年杂志》，诞生于１９１５年。
该杂志的宗旨是唤醒国民的“伦理觉悟”。
因为在这批进步文人看来，伦理觉悟乃“吾人最后之觉悟”
，即文化精神层面的大变革。
不再视孔孟为圣贤，不再视君主为偶像，不再为传统所羁绊，不再为礼教而牺牲。旗帜鲜明，胆识诚嘉，直把文化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家学说和以之为基础的传统礼教。
在这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迎接。
又可以说，这两个主题是二而一的东西，即以迎接西方文化为手段驱散传统的阴影，或者说以驱散传统的阴影为手段以迎接西方文化。
不管这是一个主题还是两个主题，首先必须对中西两方的文化作出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认识与评价是取舍的前提。
在此以前，无疑是魏源、曾国藩、张之洞，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未能为中国选择一条确实可行的文化之路，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理性的认识
①《钦冰室文集》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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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在他们那里，民族文化传统始终未曾从根本上怀疑过，他们学习西方文化，也只是些皮毛的东西。因此，欲解决国民的“伦理觉醒”问题，关键就要从根本上转换人们对两种文化的评价体系。
可以说，新文化的英雄们几乎都在这方面作过努力。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西人意识与中国传统意识分属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形态。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权、实利为本位，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以安息、家族、情感、虚文为本位。
具体说就是：一，西方人好战健斗，“恶侮辱，宁斗死”
，故能称霸世界，不被他族所灭；中国人懦弱谦和，“恶斗死，宁忍辱”
，故难免被他族所征服。二，西方人崇奉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为原则；中国人则奉行宗法制，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
三，西方人以法治为本位，“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
；中国人以情感为本位，“一切惟以感情为条件”。四，西方人务实，中国人务虚。实利虽有“刻薄寡恩之嫌”
，但“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中国人虽然耻于言利，但却付出了人格缺失的代价。这样两种文化，在陈独秀看来，实为“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①
陈独秀在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可以根据某种政治评价尺度将其思想分作几个阶段，并可以将其政治思想当作非正统的思想加以批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在近百年中国
①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１卷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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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显赫的，也是值得重视的。
这是因为，他不仅首先点燃了烧向旧文化大厦的烈火，而且他当年所点燃的火炬，２０世纪末的中国人还依然握在手里。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英雄，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尽管“五四”以后，这些文化英雄不免观念岔歧，分途发展，但于“五四”运动以前，在对待旧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出了如谭嗣同所说的“冲决罗网”的精神。
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
《新青年》创刊以后，李大钊坚定地站在陈独秀的文化主张一边。
１９１７年初，他就写过《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洽之效”。原因是，中国“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
，“助长好同恶异之根性”。这样一种文化只能是“知拒而不知迎”
，“知避而不知引”
，加之“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
①
《新青年》创刊不久，守旧派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群起而攻之，不仅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尽力抬高儒家文化的思想地位，用崇古怀古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传入。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动静虽可互补，但仍需以静为根底。在他看来，两种文化之关系，不是引西方文明为中国图存之方，而是“吾国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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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之文明正足以补西洋文明之弊“。
①很显然，此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于新文化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对此，李大钊写成《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就文明的“静”与“动”的问题发表了与杜亚泉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虽然中国文明并非一无是处，但近世以来，中国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
，西方文明“实居优越之域”。他的结论是：时下的中国人不要企望什么用东方文明去救西方文明之弊，而是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②
正是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传统的封建礼教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１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