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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新儒学批判-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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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是,中国本世纪文化建设的根本点在民主与科学。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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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新儒学批判

    如果这两种事功得不到落实,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任何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张,都必须在传统的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支座的桥梁。对此,钱穆等人用“古已有之”的理论来敷衍,认为民主与科学两义本来就在传统之中,只要将其从中提取出来就行了。方东美却没有这样的偏狭思想。他不讳言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虽含有正德、利用、厚生的积极成分,但落到实处却不免走样,从而导致政治黑暗,专制横行的局面。至于科学,方东美认为,中国人的才能素来缺乏科学理性,亦缺乏宗教热情,强调的是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

    亦就是说,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传统里原本是缺乏的,相应的,现代中国人欲重建中国文化,也只能向西方人学习,把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引进来。但是,方东美的矛盾是,他看到了中国人当下的匮缺,却又不愿意屈尊就人,向西方人学习。因此从他整个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点的文化理论看来,西方的科学文明与民主政治已经破产。其思路还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的那一套。

    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对人的完全忽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一颗尘埃,掉落于无底深渊,感到不可言喻的涉小。

    这就是:“人类变成宙间极渺小的一种物质,从大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自然,从小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一架机器”。

    ①在社会生活方面,方东美认为,西方自工业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客观制度已经三度变化:第一为个人主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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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民主制度,此种制度直接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自由民主非但无以保障,反而导致社会大动荡;第二是社会主义的出现;第三是纳粹或曰法西斯制度的出现。在他看来,这三度变化,一层一层地把人的生命价值剥夺掉,并将人类推向苦海。

    基于上述认识,方东美认为,依靠西方文化是不能解决人类的当下苦难的,唯一可靠的文化根基只有到中国来寻找。

    而且他还认为,非但中国人要护住自己的传统,就连西方人也要靠我们这种文化传统去救拔。

    1973年,他在台北耕莘文教学院的演讲《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1974年在复兴岗所谓“全国扩大政战会议”的演讲《当前世界思潮概要》,集中地表述了这一文化主张。

    但如果问,既然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民主与科学的智慧种子,那么又如何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功呢?或者问,西方文化以民主和科学为主干,为特色,而现在这两样东西业已破产,那么我们还能向西方人学习什么呢?

    很显然,这是方东美所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因为此,他一生抱定的学术目标是复兴中国文化,但其著述却又很少谈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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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第三代新儒家思想批判

    唐君毅的人文宗教学

    50年代以来的港台文化界,对新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要算唐君毅。

    他不仅为新亚的建设呕心沥血,而且著述甚丰。

    其文字之多,体系之庞大,在现代新儒学史上,恐怕是任何一位先进与后学都难于比拟的。他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挪亚方舟。因之,他的为人为学,富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就为人而言,他似乎比其他的新儒家人物,更具悲凉心态。面对欧风美雨对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有着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感触。

    就为学而言,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文字都担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教使命。

    然而,唐君毅一生并没有归依任何一种宗教。他心中所信奉的是孔门的仁教,或曰人文教。

    其思想其境界其事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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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使我们想到修行托 云游苦楚的佛陀,想到血淋淋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创新钵书院,倡人文精神,疏中外学术,著述千万余言的文字,且秉着“仁者型”的气度,中庸高明,这其中的甘苦辛酸,悲怀悯情,唯有信仰中人方可做到。

    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曾昭旭所言:“唐先生在人生哲学与宗教体验上所抒发的真诚怛恻之情,实是其人格学问最动人之处。……他的精神恒向慕于太古洪荒之境,这便是最高的宗教境界。他以其极肫恳的历史文化意识永恒地致孝于中国文化,这便是最诚挚的宗教仪式。他以其极真诚的心怀去对待一切宗教徒或非宗教徒,这便是最切近的宗教行为。”

    ①

    唐君毅,1909年生,四川宜宾人,自小深受儒家文化薰陶。

    其父唐迪风既向心佛学,曾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又深研儒学,有著作《孟子大义》传世。其母陈氏亦具文史才学,著有《思复堂遗诗》五卷。唐君毅幼时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六岁背《老子》,十岁背《说文解字》,十二岁到成都读书,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翌年,入重庆联合中学。

    重庆联合中学是四川一所名牌中学,著名学者蒙文通当时就执教于该校。此时距五四运动不久,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自由,向往民主与科学,已蔚然成风,可是唐君毅却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心态。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在重庆,亦喜欢看时下的杂志与新书。

    原来当时的思想潮流,是崇尚进步与进化,提倡个人之自由权利,主张人

    ①曾昭旭:《唐君毅先生之生平与志业》,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传——保守主义》,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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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应追求幸福,满足欲望,因而要打倒中国旧文化与孔家店,此原为少年人易于接受之思想。但我一面看此类之文章,一面却又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与反感。我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即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却要超凡脱俗,……。“

    ①

    1926年,唐君毅上北京求学,先进中俄大学,不久后转入北京大学,听过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一流学者的演讲,深受梁漱溟思想和人格的鼓舞,对洋博士胡适却没有好印象。

    第二年,从北大退学,居家一年。

    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方东美、宗白华。当时熊十力、汤用彤均在该校作短期讲学,熊、唐自此结下师生情缘。在这里,他从方东美学西方学术,热爱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哲学,打下了厚实的西学底子。

    1932年,唐君毅毕业于中央大学,回四川任中学教员,第二年返回中央大学作助教,四年升讲师,又四年升副教授,再四年升教授。在此期间,由于受熊十力影响较深,人生观及哲学思想基本定型,并悟得“精神生活至极者,则为圣为佛”的慧见。

    1939年,着手写《人生之体验》一书。

    1943年,出版《中西哲学之比较论文集》。次年,《人生之体验》和《道德自我之建立》两书出版,明确标出道德自我中心的思想。

    1947年,因中央大学哲学系的人际关系,唐君毅离开南京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

    1949年春,同钱穆一道

    ①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445—446页,学生书局1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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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下广州,受聘于华侨大学。

    8月赴香港。

    为延续中国文化之生命精神,与钱穆、张丕介一起筹办新亚书院。书院成立后,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还曾一度任数学系主任。倡设新亚文化讲座,前后四、五年,共139次。此种讲座形式,既为当时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传扬孔孟儒学提供了机会,又为海外新儒家一块精神根据地。新亚从创立到后来的发展,钱穆和唐君毅出力最多,在社会上影响也最大,致以新亚学员视前者为“圣人”

    ,视后者为“亚圣”。

    新亚期间,是唐君毅成果最丰的时期,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哲学概论》、《人生之体验续篇》等著作。

    1963年,新亚并入中文大学,唐君毅受聘为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据牟宗三所言,并入中文大学之后,唐君毅为维护联合制,保持新亚教学与行政的独立,经常与一班所谓“假洋鬼子”相抗衡,直至联合制被废,新亚被吞没,新亚董事会全体辞职为止。

    在新亚的时期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此文发表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唐君毅亦由此而为国际哲学界所重视,尔后连续几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性的哲学大会。

    新亚并入中文大学后,唐君毅又先后写出了《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大部头著作。

    由于著述与新亚事务过于繁重,积劳成疾,1976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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