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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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病逝。
张君劢的一生，学术与政治并重，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
他终生的学术目标是复兴儒学，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宪政政体，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可以说，在这两方面，张君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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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则为生民计，为民族计，治国平天下；退则为人生计，为学术计，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此种人生之路，正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和孟子所走过的路，其精神也正是孔子要求儒门弟子所应有的精神。
如前所述，张君劢走上思考人生问题的哲学道路，始于旅欧期间。这不仅在于他就学于倭铿的门下，更重要的是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使他不能不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
此种转变，他后来回忆说：“梁任公离巴黎到各国游历。
我们从德国南方名都敏兴到柏林道上，他忽然想起当时在远东有名的欧洲哲学家二人，一为法之柏格森，二为德之倭伊铿。
他说何妨去访倭伊铿一下。
第一次同倭氏见面，这位哲学家诚恳的态度，大大使我发生研究他的哲学兴趣。……一九二○年任公返国，我遂移居耶纳，从倭攻哲学，并读哲学史与其他有关哲学之书。这次见面可以说是我从社会科学转到哲学的一个大关键。
“但是与倭氏见面，是一个直接的触动，平日尚伏有种种暗潮，在我下意识之中。兹分两点来说：（甲）事实方面的两个刺激，使我不满意于国内外的现状；（乙）
理论方面的刺激，使我不满意于社会科学而转到哲学。“
①
所谓事实方面的两个刺激，一是民国成立以后，国内政治不尽人意，国会选举出现贿选现象，致以张君劢认为，“一国之内，先要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充实，然后才有好政治”
；二是巴黎和会充分显示国际间的关系，只有强权而无公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６６—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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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致以张君劢认为，“国家自己无强大兵力，外交是空话，乃至说国际公法，更是空话”。所以他“决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或者是道德力，或者是智识力，或者是经济力，专在这方面尽我的心力”。
所谓理论方面的刺激，亦可分为两项，“一曰科学之分科性，二曰各科学中之抽象历程”。张君劢认为，凡一门科学，总有它的研究范围，即“分科性”。分科性决定了一门科学不可能解决好本学科范围内的问题。比如，读了政治学，不一定能够解决好政治问题。照此推衍，那么把科学视为万能的看法，便是学术上的神话。而且，张君劢还认为，各科学术里面都有一种“抽象历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相信科学的人往往用它去分析相关的事物，并深信凭着这“抽象历程”就可揭示事物的本质。
在张君劢看来，这又是学术上的一个神话。
“经济学上有所谓经济人，认为人类是有自利心，他的行动是根据‘以最少劳力得最大效果’的原则，好像人类的经济行为除自利心外，就不需要其他基础了”。在张君劢看来，人们除了自利心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影响到他们的经济行为，如知识程度、勤惰倾向、道德修养等等。
正是由于上述诸方面的考虑，张君劢特别服膺倭铿的人生哲学，并从倭铿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出发，又研究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从他们的学说里，张君劢不仅看到了科学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精神生活在人生及社会中的价值。他回国之后所作的《人生观》的演讲，哲学思路基本上就是在德国形成的。
在《人生观》的演讲中，张君劢从五个方面，直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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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生观的对立。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①
张君劢之所以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对立，其旨趣在于敬告国人，切意护住民族文化精神，万不可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下失了本心，丢了灵魂。他举西方文明为例：“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也。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
……
抑知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②又说：“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所谓“大反动”
，所谓“物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０９—９１２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１３—９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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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将返“
，即是说，西方人已从原来的科学万能的迷梦中觉醒过来，从物质转为精神，从外求转为内省，从崇尚科学转为崇尚“新玄学”。
“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曰自由意志说之阐发，曰人类行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
①
就西方哲学的发展情况论，张君劢所谓的“新玄学”指的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但是，他将其运用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新玄学”
却是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传统。他认为，中国立国之道，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中国儒家思想极重内外之别，内外无碍，其特征便是强调内修。
孔子有“正己”之训，孟子有“求在我”之说。然而，张君劢亦看到，中国自开关通海之后，欧洲文明潮水般地涌入，国人已深受物质文明的影响，要想静下来过“内生活”
，已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他又认为，愈是这样，愈有提倡“内生活”之必要。他说：“故在锁国与农业时代，欲以‘求在我’之说厘正一国之风俗与政治，已不易矣；在今日之开国与工商时代，则此类学说，更不入耳。然吾确认三重网罗（指欧洲文明的国家主义、工商政策和自然科学知识——引者）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
②
张君劢与梁启超同去欧洲考察，所见所感所想几乎一致。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５５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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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梁启超一样，认为西方的科学文明已经破产，现在该是凸显中国文化价值的时候了。
他在《科学之评价》一文中，明确指出他将科学与人生观作比较研究，意图就是要人们“认识今后发展之途径，不可蹈前人覆辙”。
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却形上方面，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
，必将走到危险之境。而在形上、精神、艺术三方面，中国传统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宝藏，因之，寻求民族振兴的大法，根本用不着外借，只要肯用功夫，静下心来过“内生活”
，凭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便可踏上强国之路。
基于这一考虑，张君劢认为当下中国文人的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挖掘出传统文化里有助于人们过“内生活”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动机的支配下，他写成了洋洋六十万言的《新儒家思想史》。因为在他看来，第一，中国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人生观极大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因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第二，西方人研究中国儒家思想，只晓得孔子孟子等先哲，对于秦汉以后的发展情况却知之甚微，所以有必要把孔子和孟子以后的儒学推向世界。
第三，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宋明理学是一重要发展时期。
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新儒家接承孔孟传统，极其强调心性之学，强调过“内生活”
，而不同于汉学诸子重考据轻义理。而且，张君劢认为，中国儒学的复兴和以之去救度西方人的就是宋明以降的心性之学。
为充分说明儒学复兴之必要和心性之学在未来人类之价值，张君劢首先将中国思想文化概括为四大特征。
第一，中国人在哲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道德价值方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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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与人的关系是思想家首先必须考虑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非独如此，儒家对不同的社会成员均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者，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采取的是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过来又使中国人的兴趣更倾向于道德价值方面。
第二，中国人重视道德价值，同时又不乏对世界的形上思考。但是，他们的形上学永远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