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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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生所探求的是两个问题，一为民族振兴的“中国问题”
，二为意义追求的“人生问题”。他在晚年回忆说：“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②其实，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可说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论争的核心所在。不独梁漱溟如此，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是如此，即便时至８０年代，文化论争还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异的只是各个思想家的运思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目的却是一样的，即如何达到既解决中国问题又解决人生问题的目的。
梁漱溟文化主张的自相矛盾，就在于他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方法是采用了两种文化哲学。为解决中国问题，他用的是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９９页。
②《梁漱溟问答录》，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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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中国文化不是“不及”而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因此中国人必须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在解决人生问题时，他所用的却是文化绝对主义，认为三种路向三个层次三个阶段，非独中国人没有必要学西方人，而且西方人还必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道路上来。也就是说，在他的文化理论里，他既把中西印三路向的文化看作“共时性”的，又把它们看作是“历时性”
的。
“共时性”
为文化多元论，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必得出民族文化应自强自主自尊的结论，亦势必拒外域文化于国门之外。
“历时性”为文化一元论，强调的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必得出各民族文化有传播同化之可能的结论。
不过，在梁漱溟这里，他所强调的文化普遍性，只是孔孟人生哲学对于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性的价值，他对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看法即基于此。
亦可见，梁漱溟的文化主张可谓用心良苦，既想保住民族文化不被西化的大潮大浪所冲垮，又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将民族文化输送到西方去，去救助尚在第一路向上且又走到这一路向尽头的西方人。
张君劢的“新玄学”
本世纪２０年代，文化保守主义阵营，除梁启超与梁漱溟之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张君劢。就我国大陆青年现在的知识所及，张君劢是一位反对科学提倡玄学的人，人称为“玄学鬼”。实际上，张君劢同二梁一样，也是一位肯用心思的人，一位很有成就的思想家。
他不仅于４０年代前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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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奠定了新儒学的思想基础，离开大陆后，又在港台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形成一个思想团体，将新儒学推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而且，张君劢外文很好，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并能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些又是梁漱溟和熊十力所不及的。
张君劢，１８７年生，上海市宝山县人，自小一面受传统儒学教育，一面受西式教育。六岁入私塾，读《论语》，十二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英文数理化，兼读《三通》。十七岁，受梁启超《观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的鼓动，自筹学费考入震旦学院，学拉丁文与西方哲学和西方历史，后又到长沙、常德两地从事中学教育。
１９０６年东渡日本，先入高师理化部，半年后转学法政。是年冬，与梁启超共同发起成立政闻社，自此走上了学术与政治双重并举的人生道路。
张君劢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对中国的民主建国问题极感兴趣。
１９０９年８月，于早稻田大学创办《宪政新志》。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
１９１２年，出任农商部秘书。是年秋，发刊《少年中国》，笔伐袁世凯。第二年，赴欧就读于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国际法及德国哲学等课程。
１９１５年，闻袁世凯有称帝企图，投书伦敦《前锋报》，揭发袁的叛国行为，名震欧洲。袁称帝之后，张君劢旋即回国，投入倒袁运动。次年，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后辞职，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１９１９年初春，与梁启超、丁文江、蒋百里等人赴欧考察。
赴欧考察期间，张君劢同梁启超一样，目睹大战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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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惨状和西方人精神失落的人文危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前景抱着乐观的看法。他师从德国大哲学家倭铿学人生哲学。
倭铿对他说：“不要讲唯心论，也不要讲唯物论，最要紧的，是如何把自己的人生坚强起来。”
１９２１年，他与倭铿合作，撰成《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次年在莱比锡出版）。是年底，陪生机派哲学家杜里舒来华，在各大学讲演，并亲自为杜氏翻译。
１９２３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人生观》的演讲，自此挑起了为时年余的“科玄之争”。张君劢认为，人生问题并非自然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特点在于它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单一性的，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①该演讲词在《清华月刊》发表后，马上引来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丁文江认为，张君劢将科学与人生对立起来，实为对科学的误解。在他看来，“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②丁文江的文笔颇为辛辣，他把张君劢说成是“玄学鬼附体”。请看他起笔的一段
①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１３页。
②②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
》，《努力周报》第４８、４９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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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
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读者不要误会。“
②
由于丁文江的这篇文字，张君劢自此背上了“玄学鬼”
的称号。为反击丁文江，张君劢后又写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和《科学之评价》等文章，继续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张君劢与丁文江原本是朋友，且一同随梁启超赴欧考察，在当时的文化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论争不能不引起文化界的重视，一时间许多国内知名学者都置身其中。
学术论争并非张君劢的志趣，他的志向是想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民主政治，以最后消除封建专制政治的余毒。因之，就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之后不久，他便在上海创办起自治学院，１９２５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自任校长。一年多时间后，学校为国民党政府所封，张君劢不得不退居书房，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并翻译出版西人拉斯基的《政治典范》一书，宣传政治多元化主张。几年后，受聘为燕京大学教授，讲黑格尔哲学，同时创立国社党，组织再生社，发行《再生》杂志。
１９３４年，于广州办学海书院，演讲《明日之中国文化》，认为以精神自由为特质的民族文化，乃是中华民族未来政治学术艺术诸方面发展的基础和原则。此后几年，除频繁的政治活动外，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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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之道》，系统阐述自己的新儒学思想。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间，张君劢于云南大理创办起民族文化书院，自任院长，著文批评胡适的西化论思想，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之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精神缺乏深层认识。
１９４１年，因宋霭龄用飞机运狗到重庆一事引起西南联大学潮，张君劢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幕后指使人，幽居重庆南岸汪山两年，潜心学术，民族文化书院亦停办。
４０年代，张君劢的政治地位日渐提高，其政治思想亦广为传播。
１９４５年出席首届联合国大会，并被推举为联合国宪章小组常务委员，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是年底赴英，会晤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汤因比。
１９４９年，两次拒不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职。是年１１月，由澳门赴印度，自此开始了其晚年海外环球讲学以提倡新儒学运动的学术生涯。
１９５８年，由他发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就是著名的“新儒家宣言”。
是年七月开始，因得澳大利亚孟氏的资助，历游西德、英国、印度、日本等地，以儒学复兴为主题，作“环球演讲”
，并先后发表《新儒家哲学思想之基本范畴》、《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文，并出版《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新儒家思想史》下册（上册于１９５７年出版于美国）等著作。
１９６９年病逝。
张君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