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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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补充装备，给我们提供有关情报，配备必要的向导，还派出兄弟部队进行战略配合，充分表现了八路军、新四军两支兄弟部队在完成党中央布置的战略任务中亲密合作的革命情谊，使我们支队的全体同志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还应指出的是，我们经过湘鄂地区的一些老苏区时，那里的土地革命时建立的根据地虽已遭敌人破坏，但在广大群众中遗留的革命影响，仍然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当时我们有些身负重伤不能随队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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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５—王首道文集

　　　　同志，就是在老区群众掩护下养好伤，后来又返回陕甘宁边区的。　总之，根据地在参加游击战争的干部战士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不能替代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我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军事意义上讲，根据地为我们的抗日游击队提供了可靠的兵源和必要的给养，根据地的群众和民兵配合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战地服务工作。　这种有自己的根据地作为依托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已完全不同于单纯为配合正面战场而进行的小股游击活动，从而具有了伟大的战略意义。　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的伟大战略决策，使得我们到１９４０年即建成了将近１亿人口的十几块根据地，发展了几十万军队和大量的民兵武装，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彻底破产，而且完全可以断定，如此发展下去，终将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二是根据地不仅有其巨大的军事作用，同时也有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日军侵华初期，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的迅速丧失，自然是与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虚弱和措置失当有关，政治上的腐败和丧失民心，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相反，我们的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进行全面的抗战动员，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有力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而且在政治上，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更使人民群众坚信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这种政治作用远远超出了根据地的边界，它广泛地影响着全国各地，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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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　　　—１２５—

　　　　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支援了国民党统治区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三是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日本之侵略中国，当然是由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决定的，但我们国家本身的各种弱点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也是勿庸讳言的。　痛定思痛，在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渴望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而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新国家的缩影。　抗日民主政府惠及人民，并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人民绝不允许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样子。　这正是中国革命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取得迅速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载《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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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王首道文集

　　　　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边特委幽居、台庄会议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这段时间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当时正处于两个高潮之中。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国被黑暗所笼罩，我党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１９２７年冬～１９２８年春，滕代远同志受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派遣，来湘东地区寻找党组织。　他先在平江周旋辗转，没有与地方党取上联系，因为当时平江的斗争很激烈，地方党的活动很隐蔽，一时不易接上头。　后来他又东取浏阳来与我和张启龙联系，很快就与我和张启龙见了面。　见面后商定，由我们派人护送他再回平江继续寻找平江的党组织。到了１９２８年７月中旬，他通过各种努力，才与彭德怀所在的那个部队的地下党员邓萍同志取得了联系，不久就和彭德怀见了面。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敌师长周磐的密电，要他立即逮捕本部中共地下党员黄公略。彭德怀当时扣押了这份密电，并赶紧与滕代远取得联系，研究对策。　紧要关头，他俩当机立断，在平江率部举行起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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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边特委幽居、台庄会议　　　—３２５—

　　　　在大革命时期受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他能率部起来暴动，这是革命的英勇行动。　起义后，彭德怀那个团便改编为红五军。　当时敌人四处出兵围歼起义部队，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平、浏、修、铜、万一带与敌人周旋作战，由于四面受敌，部队有些损失。　到９月中旬，红五军在万载游击后折回铜鼓。　在铜鼓的幽居，红五军党委和平、浏、修、铜、万５县党的负责人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这次会议是滕代远同志主持召开的，我当时是以浏阳县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恢复湘鄂赣特委机关，恢复各县组织，划分特委的管辖范围（当时特委管辖的地区是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武宁、通山、通城等县）

　　　　，决定红五军与地方游击队混编（共编为５个纵队）。

　　　　混编的具体工作是分别在各县范围内进行的。　我还记得，我们浏阳地方党就派了很多干部去参加这次混编工作。当时地方上流行这样一句话：要筹款打江西（因为江西万载、铜鼓一带土豪多）

　　　　，要夺枪打湖南。　万载、铜鼓的基础较好，地方又富裕，敌人的力量较薄弱，便于我们迂迴隐蔽，是边界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重要活动区域，这个地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而武宁的力量比较薄弱，他们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选举滕代远同志为书记，我和彭德怀是常委。　不久滕代远随五军离开了湘鄂赣，特委书记一职实际上由我负责。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我、彭德怀、滕代远、邓萍、黄公略、李灿、李宗白、吴钦明等，会议的时间不长，只开了两三天。特委恢复后的全称是湘鄂赣边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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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５—王首道文集

　　　　１９２９年冬，湘鄂赣边境的形势逐渐好转，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幽居会议之后，隔了个把月的时间，我在修水的台庄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武宁、鄂南等地的代表，还有一些县也派了代表来参加会议，共有几十个人。　会议的内容是：选举新的边特委；各县汇报工作；讨论工会、农会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站，等等。会上选举我为书记。这届边特委的分工是：李宗白为组织部长；袁国平为宣传部长（后杨幼麟曾接替袁国平当过宣传部长）

　　　　；军事部长吴钦民（此人很早就牺牲了，他爱人叫李英华，做妇女工作）

　　　　；袁国平的爱人邱一涵，做少共工作。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这一届的湖南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袁德生，蒋长卿也参加过省委。　那时秘密省委在常德驻过，平江起义时，省委可能在长沙榔梨市一带。　这次会议后，我们在很多重要的交通口子上都设了秘密交通站，决定了各县委负责人，组建了各县领导班子，研究了如何应付敌人的进攻，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湘鄂赣边特委和红五军没有明确的领导关系，但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如果没有地方党派人充实部队的力量，没有地方党的支持，也是不能持久的。　此时，红五军的部队只留下了黄公略那个纵队，其余的由彭、滕率领上井岗山去了。敌人想乘五军主力离开之机，对我们实行大肆“围剿”。在这样的时局下，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巩固根据地，是我们边特委的重要任务。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自１９２８年秋离开湘鄂赣边界后，到１９２９年秋末又回来了。　１９３０年彭部在平江曾消灭敌军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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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边特委幽居、台庄会议　　　—５２５—

　　　　团，击溃两个团。　后来又指挥红三军、红五军攻打长沙，占领长沙９天后，随即成立了湖南省委、省苏维埃，我被选为省委代理书记（化名王一分）

　　　　，李立三当选为省苏名誉主席，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均当选为委员。我在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时，还分别建立过湘东特委、湘北特委，但这些机关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我于１９３０年７月部队攻打长沙后离开了湘鄂赣，之后就参加了湖南省委的工作。

　　　　（原载《铜鼓党史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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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５—王首道文集

　　　　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１９４５年８～１１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关内各解放区共派１０万大军和２万名党政干部先后到达东北。我原来是参加国共停战谈判的，谈判破裂后，中央把我留在东北局，在陈云、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做财经工作，从而有幸参加了解放东北的伟大斗争。

　　　　一、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整个东北的日伪政权虽已宣告瓦解，但是，东北地区除少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要害地区为苏联红军或我军控制外，大部分地区仍为土豪劣绅、汉奸政客所把持。　伪省长、伪市长、伪县长，乃至伪村长等，都改头换面成了各级治安维持会的会长。　他们形式上是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实质上是在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并幻想下一步投靠国民党以图东山再起。　因此，彻底摧毁伪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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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