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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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　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　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

　　　　“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　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游击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８７～３８８页）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在都应当很好地进行总结。我认为，李立同志（１９２７年９月在井冈山地区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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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肃反扩大化问题　　　—７０４—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所写的回忆录《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和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都很好。　编写党史和搞党史资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努力做到求实存真。　要像李立同志那样，经过认真的思考、回忆和实地调查，把当时的历史情况如实地写出来。　他曾经亲自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去进行调查研究。我看，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是真实可靠的。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井冈山的斗争，不仅是井冈山那个山头，它还包括湘赣苏区和周围一些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的地区。　毛泽东同志有许多著作，就是对井冈山地区和其他地区农村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现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有许多同志认真总结和研究根据地的经验，努力探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问题，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不少关于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专著和文章。　但是，在我所看过的有关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史书和文章中，李立同志写的回忆录是比较真实、比较好的一本。　李立同志是井冈山地区宁冈县人，他讲述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初期的斗争，王佐、袁文才的农民地方武装的情况，都很真实、生动。　李立同志以他亲身的经历，比较详细地记叙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　他为中共党史的研究，特别是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史的讨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各根据地的基本经验时深刻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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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４—王首道文集

　　　　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９５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总结出了各根据地的共同特点。　在这次根据地史的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讲了赣东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说明赣东北根据地有自己的特点，方志敏等同志那个时候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他们和赣南、闽西的红色区域一样，都是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　但是他们还创造了先依靠群众武装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建立正式红军的另一种形式。　他们把武装斗争和白区斗争比较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赣东北根据地建立的方式，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方志敏式”

　　　　的正确政策。　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红色区域都有自己的经验。　例如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鄂豫皖、赣东北、海陆丰、洪湖和湘鄂西、左右江、海南岛以及陕甘宁等地区，都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结合本地特点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的。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大都有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留下的革命种子。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红色政权、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首先是经过大革命影响过的地方。　在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先后叛变，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后，我们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当时，有许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也有的人在革命高潮时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经不住考验而自首叛变，但是党的基本力量还是保存下来了。　党的“八七”会议有功劳，它是一次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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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肃反扩大化问题　　　—９０４—

　　　　的会议。　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后，他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随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遵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会师。　所以，讲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要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在各地区都有。　比较早的有广东的海陆丰苏维埃根据地。　各地在“八七”会议后，都有共产党员在那里进行革命活动。　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各个根据地中，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最典型的。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农村根据地不仅遭到敌人的反复“围剿”

　　　　，而且受到了“左”右倾错误的干扰。　例如张国焘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期间，就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张国焘在四川西部和中央红军会合后，他就是要当“领袖”。在那时，周恩来同志是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把这个职务让张国焘担任了，但他还不满足，他野心很大，要独立为“王”。后来他还另立“中央”。当时，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是很严重的。　在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中，“山头”是客观存在，但是像张国焘那样闹独立、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在我们党和军队内，闹独立、搞分裂都是不得人心的，注定是要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有十几块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和这些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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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发展成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和全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希望。　这些根据地在艰苦奋斗中都创造了许多经验。　其中，经验最丰富而且总结得最好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主要代表。　在这期间，逐步形成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从遵义会议开始便成了全党的领袖。　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好的局面。在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主要是搞“ＡＢ团”

　　　　，而搞“ＡＢ团”的重点案件就是所谓“富田事变”。当然，在各根据地也还有别的名目，例如，在闽西根据地还搞过“社会民主党”

　　　　，鄂豫皖根据地搞“改组派”

　　　　，陕北根据地抓“右派”

　　　　，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就有过争论，直到现在也还存有某些不同的认识。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示的，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因此，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些肃反都是严重地扩大化了。　其中如“富田事变”

　　　　，虽有错误，但绝不是“ＡＢ团”

　　　　，也不是反革命，这是历史实践已经证实了的。　有人说，在“富田事变”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有责任。　当然，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但是，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肃反扩大化问题才得到了根本的扭转。　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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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肃反扩大化问题　　　—１４—

　　　　东同志严肃地批判和制止了那种“逼、供、信”的肃反办法。１９４３年年底，他在延安又纠正了当时的所谓“抢救运动”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　当然，在建国后又发生过反右派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问题。　这说明我们当初对于肃反扩大化问题认识得还不够，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于根据地的肃反工作有进一步总结的必要。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所作的新的历史决议，就认真总结了这些方面的经验。我认为，当时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是同共产国际在工作指导上脱离了中国实际情况分不开的。　那个时期，不仅中国的党内斗争和肃反这些方面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而且其他国家的党内也有类似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更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比如，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似的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问题，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等问题，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些具体情况既然关系到党的整个方针路线的制定，自然也势必影响到党的肃反工作。　比如，在延安肃反中，有些土生土长的陕北同志，对于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曾上过国民党的国立大学、坐过国民党国营铁路的火车等，都觉得不可理解，并从而误认为这些同志在政治上一定不可靠。　因此，我们在总结根据地的经验，总结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