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概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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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 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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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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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 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
，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１月）
《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７０６—７０９页）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
《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８５５页）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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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 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
《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８５５页）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 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 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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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 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 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 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 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 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
《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８５７—８５８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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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
《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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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