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皇戚-第4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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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前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这一点，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因为他的思想，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汉建国，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义》便一一解释。
当然，不止如此，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自汉以来，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前汉甚至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于，太平道起事时，向栩提出“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当然，这个提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经典《孝经》，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乱。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
如此说起来，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儒教”了，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
不过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退位，这就是改天命。
前汉后期的儒生眭弘、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因为他反对，也就是在反对大汉统治天下的根基。
是时，前汉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却因施政脱离实际，引发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到了东汉，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同时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不再让儒生有改天命的机会，从而夺位。
当然，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自光武刘秀以来，他们都是大力大展儒学，同时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将东汉中后期，大力发展外戚、宦官势力，使得他们交替专权，与儒学士大夫抗衡。
不过，这种天命说，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时代在变，局势在变，当中国内部，再一次经历汉末三国般乱世时，天命说再也禁锢不了民众了，新的思想随之诞生，
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王纲解纽，百姓看到君王夺位不一定长久，所谓天命纯属君主自己贴金以后，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宋初学士安重荣所言道：“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从此，自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天命论在逐渐成为社会支柱主题的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神学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这才有后来，让得士大夫为之称颂的大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无神权天命加持，只是他们支持维护统治的人而已。至于为何维护统治，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毕竟，自宋明以后，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统计出地方的户口税收，而士大夫们，也逐渐开始了寒门崛起，便可享受奢华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为何统计不了地方户口税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门崛起的士大夫们，为了成为豪门，为自己谋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应士大夫，但是官场贪污受贿，个人土地兼并，依旧成为惯例。而到了严格控制俸禄的明，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士大夫们，自然更加不想过苦日子，搜刮更加卖力。
倘若宋明能有秦汉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下至一乡、一里，都能查清户口，登籍在册的能力的话，恐怕这些士大夫们，能上下其手的机会就不会有多少了。
反正于士大夫而言，能和皇帝平起平坐，自然就不会再有先人对于君权神授的敬畏之心，他们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义为所欲为。而皇帝，按照他们的仁政思想，就该坐于深宫，在他们的支持下，垂拱而治，所见所闻，所该知道该想的，都该是他们告诉皇帝的，不和他们思想一致的，那都是禁制，是毁坏社稷，亡国之举。
当然，放在如今的大汉，士大夫虽未出现，但是士人却已经在了。
自党锢以来，士人受打压迫害甚重，早就存了换天命的想法，比如他们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争权，有的人支持太平道，有的人却想着政变……无疑，适才说话的阎忠就是其中之一。
第五百七十二章 阎忠诫劝清君侧（）
在场众人，多为皇甫嵩所征辟之地方名士，少有武将，但在阎忠指责使得太平道举事的罪魁祸首在京中享乐，却没有人指责阎忠大逆不道，全都沉默不语。
这般场景，如此沉默，则表示，有的人认同所以沉默，如那些地方名士；有的人虽不认同，但此时却不敢出声，如那些军中诸将；有的人却是听不懂其中深意，自然，无话可说，如伏泉身边的亲卫典韦这类不知天下时局，政治险恶之人。
当然，没人说话，并不代表真的没人说，只听得伏泉喝道：“大胆狂生，太平道妖贼，犯上作乱，乃预谋已久之计，尔何故曲解其意？莫非……尔有异心乎？”
言罢，身边的典韦闻讯，冷哼一声，手中紧握伏泉所赐之宝刀，看其样子，一旦伏泉有所命令，必拔刀砍之，以威慑在场诸人！
伏泉自然不会如此做的，倒不是他怕得罪在场士人，主要是害怕因此令他好友贾诩难做。贾诩自昔日随伏泉征讨鲜卑立功后，便因其功，外放荆州为县令，两人之间时常有书信交流，据说此番平定荆州黄巾，其不久自后方输送钱粮，还屡向荆州刺史徐璆献出破贼妙计，和历史不同，在这场祸及大汉天下的黄巾大乱里又一次扬名了。
阎忠作为当初让名声不显的贾诩，扬名凉州，称其有良、平之奇，换句话话，他便与贾诩有大恩。也可以说从那一刻起，贾诩便与阎忠在某种联系上，绑在了一起，甚至说贾诩师出阎忠之门也行，这种联系，如果自己今日对阎忠动手，即使伏泉和贾诩关系在好，日后倘非必要，贾诩估计都不会将自己作为投效首选，所以伏泉现在却是有不能动阎忠的理由。
典韦的压迫，并未令得阎忠害怕，只见他气势不弱，针锋相对道：“伏中郎何出此言？若非世道昏庸，朝廷选贤不明，致使百姓困苦，无地可耕，无衣无食，天下之黎庶何故反叛？”
闻得此言，伏泉眼中一怒道：“天下黎庶，何故无地？百姓为何反叛？素闻先生凉州名士，今日见之，名不副实，敢问太平妖道起事前，黎民百姓之地，为何人所有？”
那面阎忠闻后，略一迟疑道：“自当为阉宦门生子弟，如十常侍者，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确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满口胡言！”伏泉怒喝道：“吾等皆为士族，土地在何处，当自知也！敢问阎君，汝家地从何来？”
一语而出，又令众人寂静，伏泉这话可谓是直接把众人包括他自己的面具都撕了。的确，这天下反叛百姓的土地，除了少数阉宦门生利用权势所侵占的以外，真正的大头，自然就在各地的士族豪强。
他们在地方户籍田亩上，依旧按照人口田亩交税给中央朝廷，朝廷税收不少，自然也不好也没能力去管那些大量侵占土地的士族。终究，后汉复国，士族豪强出力甚大，甚至光武帝刘秀和其兄刘縯，本身也是地方豪强出身。两人虽是前朝落魄宗室，但是家资也不少，若非刘縯少时，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他们也不可能在起义初期，有那么多的人投靠。
正因此，对于地方豪强侵占土地，让门生子弟充斥郡县吏员，控制地方，朝廷也不好多问。而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只要按照户籍田亩数，收得应有的税赋便好，这边导致了虽然朝廷收得的田亩税足够，但是那些土地已经多数不属于普通百姓了。
而这些普通百姓，因各种原因，将地卖给当地豪强地主后，自己除了靠成为豪强地主的宾客佃户，交比以前交给官府的税收更多的粮食或钱财，给豪强地主存活以外，自己只能另外谋生。
这其中，他们改行的行业各式各样，但是能成功谋生的极为少数，大多数人，没了土地，就再也不能存活于这个世道，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而随着太平道举事，这些人在宗教蛊惑下，反叛朝廷，自然也理所应当。
现在，伏泉将这话说了出来，完全是阎忠没想到的。在他看来，同出士族，伏泉肯定要回避这一点，这样他就有信心将伏泉辩倒，而伏泉如今挑明，就让他难办了。
一时间，阎忠却是没办法反驳，总不能说天下士人都没地吧？这无疑说出去都令人贻笑大方，现在这个一切靠出身的朝局，自寒门崛起，成名天下，谋得高官的人，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