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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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尽管某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说，每天喝精液可以治疗贫血。但我想的是那个农村女孩、那个绝望的女孩，她根据实证推论得出了这个想法。我想像着她在这座静悄悄的城市里望着处处是废墟的景象一定纳闷，这就是从前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形象吗！我想像着她那面带笑容勤快的样子，帮助任何一个提出要求帮助的人；她也非常好奇地走遍街道和广场，还参加重建城市面貌的工作，恢复城市原来的美丽，那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也是在那段时间的晚上，我想像着女孩死了，死于一种疾病，垂死挣扎的时间不短不长。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足以不再嘬阴茎，不再作茧自缚，不再在痛苦里挣扎。”

汉斯问她：“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是一个而不是很多个女孩同时想出来的呢？”他又问她：“为什么这个想法是个女孩，恰恰是农村女孩，而不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男人想出来的呢？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完全可以用任何别的方式让女孩免费服务啊。”

一天上午，汉斯和英格博格做爱了。姑娘在发烧。汉斯觉得她睡衣下面的大腿太美了，从来没见过。英格博格刚满二十岁。汉斯已经二十六岁。从那天起，二人天天性交。汉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旁边，让英格博格骑在他身上做爱，同时可以互相望着眼睛，或者看着窗外科隆的废墟。英格博格喜欢躺在床上干，她哭泣，扭动，双腿搭在汉斯瘦瘦的肩膀上，总要来上六七次高潮，口中念叨着“亲爱的”、“宝贝儿”、“我的男人”、“我的甜心”，这些话让汉斯脸红，因为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太过艳俗；那个时期，他反对装腔作势、感情脆弱、吃不起苦、徒有其表、矫揉造作、表面文章、忸怩作态；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因为从英格博格眼神流露出来的忧伤和快感无法冲淡的痛苦，让他无言以对，好像他是只老鼠，刚刚落入陷阱。

当然，二人经常欢笑，虽说内容并非总是一样。比如说，那个来自勃兰登堡的邻居摔下楼去，就让汉斯开心。英格博格则说，那勃兰登堡人是好人，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再说，也无法忘记他赠送的花朵。于是，汉斯就提醒她说，千万别相信什么好人！他说，大多数所谓好人都是战犯，都应该吊在大街上。这情景让英格博格打冷战。一个每天总是要在纽扣眼上插花朵的人，怎么能是战犯呢？

相反地，外表比较深奥的东西或者场景会引起英格博格大笑。有时，她会嘲笑湿气在阁楼墙壁上画出来的图案。她能在灰泥墙上看出有一串卡车驶出一条隧道，她毫无道理地称之为“时间隧道”。有时，她嘲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爬进室内的蟑螂。或者嘲笑那些落在大楼顶上的鸟群观察科隆的姿态。有时，她会嘲笑自己的病——无名疼痛（这让她特别好笑）；她去看过两个医生。一个是汉斯工作的酒吧顾客；另外一个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说话声音洪亮，像演戏，每次去看病，汉斯都送上一瓶威士忌作医疗费，他觉得老头像战犯。这两位医生诊断的结果模棱两可：介于神经病和肺病之间。

他和她还长时间泡在一起说些离奇的事情。有时，汉斯坐在桌前，在一个紫红色笔记本上创作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博格则躺在床上看书。打扫房间的事情，常常是汉斯来做；他还负责购物。英格博格管做饭，做得相当好。饭后的谈话是很奇怪的，有时变成了长长的独白，或者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忏悔。

二人谈读书，谈诗歌（英格博格问汉斯为什么不写诗。汉斯回答说，任何诗歌，无论它是什么风格，都包括在，或者可以包括在长篇小说里了）；谈性爱（他俩已经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式或者以为的全部方式做了爱；他俩给新方式理论化，但得出的都是死路）；谈死亡。等那经常露面的老夫人出现时，他俩通常已经吃过饭了，谈话已经无精打采，与此同时，汉斯摆出普鲁士大老爷的派头，已经点上了一支香烟，而英格博格则用一把木柄短刀削苹果了。

还有，二人的音域逐渐下降到轻声细语的程度。一次，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杀过人。汉斯稍稍想了想，说杀过。有那么不寻常的一阵工夫，英格博格目不转睛地盯着汉斯：他那薄薄的嘴唇、沿着颧骨顶端上升的烟圈、蓝色的眼睛、不大干净也许应该剪短的金发、农村少年的耳朵、与耳朵形成对照的鼻子——突出而高贵、前额上像是有个蜘蛛在爬。如果在几秒钟之前，她可能还相信汉斯在战争中杀过人；但是，仔细注视他之后，她确信他说的是别的事情。她问：杀的是什么人？

汉斯答：“一个德国人。”

在英格博格富于想像，又总是关注怪事的心里，死者只能是那个胡戈·哈尔德——柏林住宅里老房客。汉斯听了她的问话，哈哈大笑起来了。不是，不是。胡戈·哈尔德可是朋友啊。随后，二人长时间地沉默起来。桌上的饭菜好像都凉了。最后，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为杀人感到后悔，汉斯打个手势，那意思怎么理解都行。后来说道：

“不后悔。”

长长的间歇之后，他说：“有时后悔，有时不后悔。”

英格博格轻声问：“杀的是熟人吗？”

“谁？”汉斯问，好像有人吵醒了他。

“你杀的人。”

“是熟人。”汉斯说，“嘿，太熟啦。就睡在我身边嘛，有好多个夜晚呢；他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是女的？”英格博格轻声问道。

“不是女的，是男的。”汉斯说着笑了起来。

英格博格也笑了。后来，开始说起杀害妇女的凶手对某些女人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说，在妓女中，那些凶手就有威信；或者在那些准备爱得发疯的女子中。汉斯认为，这种女子都有歇斯底里的毛病。英格博格的看法则相反，她说她认识这种女人，她们只是玩家，差不多跟赌博的玩家一样，玩到天亮的时候自杀；或者玩赛马的常客最后在廉价客栈自杀或者死在小巷深处的旅馆里，那种地方只有强盗或者中国人才会光顾。

英格博格说：“有时候，咱俩做爱的时候，你掐住我脖子，我就想你可能是个杀害妇女的凶手。”

汉斯说：“我没杀过女人。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直到一周后，二人才重新谈起此事。

汉斯告诉她，美国警察，还有德国警察，在找他；要不然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他说，他杀掉的那人名叫萨穆尔，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她本想说，那你就没犯什么罪。可是，汉斯拦住了她。

汉斯说：“整个事件发生在俘虏营里。不知道萨穆尔以为我是什么人。可是他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他很紧张，因为美国警察要传讯他了。为了加以防范，他早就改名换姓了。他起名叫策勒。但我不认为美国警察要找萨穆尔，也不会找策勒。在美国人看来，萨穆尔和策勒是两个在嫌疑名单之外的德国人。美国人寻找的是有些名气的战犯、杀人营地里的头目、党卫军军官、党里的要员。萨穆尔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员。他们传讯了我。问我关于他的情况，问我他在俘虏中间有没有敌人。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穆尔只是跟我说过他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说过他患哮喘病的老婆。他们看看我的双手。他们是些年轻的警察，在俘虏营里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再次传讯了我。问我是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是不是认识很多纳粹分子，我的家庭从事什么，家属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尽量诚实，如实回答。我请求他们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后来，俘虏营里渐渐空了，接着又有新人到来。但我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面。有个难友告诉我，周围的监视有名无实。美国黑人士兵还想着别的事情呢，他们不大管我们的事。一天早晨倒水的时候，我混进人群，溜出了营门，没遇到任何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在几座城市里闲逛。我到过科布伦茨。在刚刚重新开工的矿山里工作过。挨过饿。我感觉萨穆尔的幽灵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也想改名换姓。最后，来到了科隆；我以为从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前早就发生过了；继续背负着萨穆尔的鬼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被捕了。那是因为酒吧里有人打架。来的是宪兵，把我们几个带到了警察局。他们在档案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就把我给放了。

“那个时候，我在酒吧里认识一个贩卖香烟和鲜花的老太婆。有时，我买她的香烟。她要进酒吧，我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她告诉我，战争期间，她是算命的。一天夜里，她求我送她回家。她住在雷吉纳大街。她的单元房很大，但是东西太多，难以下脚走路。里面有个房间像服装店仓库。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我俩进门后，她倒了两杯烧酒，坐到写字台前，拿出一些纸牌来。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在几个箱子里，我看见了很多书籍。我记得我抱起了诺瓦利斯全集以及弗里德里希·黑贝尔［54］的《犹滴》。我在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老太婆说我杀过人，等等，老一套的故事。

“我告诉她：‘我当过兵。’

“老太婆说：‘战争期间，你好几次差点死掉。这里写着呢。但是，那时你没杀过人。这是有功德的。’

“我纳闷：她真能看出我的过去？这能看出我是凶手？可我没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啊。

“老太婆说：‘建议你改名换姓。听我的话！我给几个党卫军大头目算过命。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干英国侦探小说里那种傻事。’

“‘你说什么？’我问。

“老太婆说：‘英国侦探小说。指的是英国侦探小说的吸引力，先是影响了美国侦探小说，后来是法国、德国、瑞士侦探小说。’

“我问：‘那种傻事？’

“老太婆说：‘一个原理，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

“我笑了。

“老太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