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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屠夫看世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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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那区区几十元,权当手气不佳,打麻将输了,或者摸了福利彩票,为残疾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如此想着,心里坦然了许多。

因列车晚点,本该下午四点五十分抵达的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已是晚上六点,招待所极不易找,宾馆酒店价格惊人,非我等寻常百姓所敢问津,当晚就借宿于北大,与读博士的同学挤了一宿。

与同学吃饭时了解到,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的仿瓷涂料,采用的是清华大学一个下属公司的技术。因北大与清华仅一墙之隔,次日早晨,我直奔清华,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因技术转让价格太过离谱而无法接受。当时,清华方面索价十万,不开发票最低也不能少于八万。在洽谈中,多次提到通县博大化工厂效益如何云云,待问到“博大”具体地址,他们又讳莫如深,不肯多言。

清华方面,转让无望,我赶紧乘车,赶往通县。

原以为博大化工厂非常驰名,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岂知所谓“博大”,既不“博”,更不“大”,并且也不在通县县城,几经询问,竟无人能道其详。我费尽周折,在通县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查找打问,均没有登记注册。没法子,当晚在通县县城住过一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又去寻找,我的牛劲上来——反正通县就这么大,我挨个村子去找,相信准会找到。

鼻子底下就是路,我边走边问,夜幕降临时,终于在通县的最南端,靠近河北省的一个村子里——小务镇德仁务村找到了“博大”。

厂长姓张,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张本福,四十开外,中等身材,显得凝重而干练。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张厂长则显出十二分的热情。也许是天意如此,“博大”靠近燕京啤酒厂,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燕京啤酒的苦涩味儿和二锅头的甘洌,几年未曾沾唇,听见名字就馋得慌。@文·人·书·屋@嗜酒的我与张厂长臭味相投,白酒、啤酒放开肚皮,开怀畅饮,一时相见恨晚。那场酒直喝得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与南北,真恨不得将燕京啤酒厂抬来,淹死在啤酒缸里。

次日,张厂长破例没有进城,陪着我参观了他的“博大”,车间是保密的,这一点我很知趣,没有提出非分要求,免得张厂长为难。其办公室就设在住宅里,那是一栋五间两层小楼,铝合金全封闭,外墙瓷砖到顶,室内手工纯毛地毯、真皮沙发、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显得极其富丽。张厂长腰别着当时还很奢侈的“BP机”、“大哥大”,开着一辆重庆长安私家车,一副大款模样,显得气度非凡。

张厂长告诉我,他们厂的仿瓷涂料技术,是引进清华大学最新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科研成果,是内外墙瓷砖的换代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主要供应亚运村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全部由清华大学包销,全国各地订单很多,产品供不应求……

由于先入为主的成见,稀里糊涂的我对这些自然深信不疑,很快与张厂长达成了用两万元购买仿瓷涂料技术的意向。

“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拿不住事的,一切必须回去向领导汇报之后才能定夺。”我最后补充。

很会来事的张厂长立即承诺,一旦事成,将付给我一千元的辛苦费。

一千元,对于那时的我,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此以前,无职无权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不义之财,也似乎没有一个傻瓜想着去贿赂一个企业借调人员,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干干净净的。我当初也并不想要这一千元,怕这不明不白的钞票玷污了我的清白,助长了个人的贪欲,在以后的工作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现在,我跟随副局长出来创业,也并非都是为了钱,主要是在赌一口气。

可转念一想,这些年来,自己总是吃亏,倒霉的事全让自己赶上,好事总是有权有势人的专利,嘴上不说,心里很不平衡。况且眼下经济就很拮据,当时,我的工资加补贴总共不到两百元,一千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全部收入。我在机关食堂吃饭,起初单位还马马虎虎,每月给灶上煤电补贴,伙食还不错,后来单位情形每况愈下,遂压缩开支,取消了补助,灶上入不敷出,于是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如北大一样,推倒南大墙,将大门开到墙外,变成了对外营业食堂。一次,我与伙食管理员开玩笑:“赵师傅,我在灶上吃饭,工资你全领,咱们扯平。”

“那不行,你每月再给我五十块钱。”

赵师本是机关灶上的厨师,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十个,小九九却算得很精细,人勤快,饭菜也做得可口,将某领导伺候舒坦了,花钱另外聘请了一位厨师,赵师就用起最古老的方法——结绳记事,配合一些杠杠圈圈,当起了伙食管理员,脱产干部。

一月的工资不够吃饭!说起来有些悲哀,但却是实情。而家中还有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老父需要照顾,还有两个未成年自立的弟弟需要提携,更有几千元债务需要归还……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初中都未念完,纷纷辍学回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完成了学业,工作了,挣钱了,再不帮帮他们,寝食难安呀!

但是,单位效益不佳,自己收入微薄,为了筹集此次赴京的路费,我倾其所有,拿出了全部的积蓄,这可是以后成家立业的基金啊!再说这儿只有我与张厂长两人,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了。

想到此,我没有拒绝。

张厂长见事已谈妥,就一再询问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我一再解释我做不了主,得回去请示汇报。但这个项目是领导授意的,估计问题不大。

张厂长便留我在北京多玩几天,逛逛名胜,会会同学。而我事已办妥,归心似箭,况且北京又不是第一次来,生意成了,以后来的机会还很多,遂谢绝张厂长的好意。

张厂长驾车送我到北京站,替我购买了火车票,分手时说他很忙,还要给清华送货,一再叮嘱我务必抓紧。

我回到长安,顾不得休息,连夜晋见领导,汇报了情况。副局长果然十分高兴,夸我此事办得快,办得好。但局里没钱,又担心拖久了会节外生枝。于是,征得局长同意,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在县印刷厂借款两万元,准备亲自出马,与我一道赴京购买技术。

为了缓解下海的人员多,能办事的人员又少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实际考察,经领导同意,将秦××由临时抽调正式借调到机关,协助创办实体。“抽调”与“借调”概念不同,抽调是临时性的,工资仍在企业,机关只管用人不解决福利待遇;借调则不同,是机关急于用人但缺乏编制或指标的过渡性手段。这样,秦××与我一样,成为工业局机关正式借调人员。领导承诺,一旦实体办成,产生效益,便委以重任。

西安轴承厂原属西安市冶金局,厂址在沣峪口,为了管理方便,1989年整建制移交给长安县计经委,即后来的长安县工业局。计经委接管后,借鉴许多军工企业从山区搬至平原的经验,尊重职工愿望,顺应时代潮流,将西安轴承厂整体搬迁至县城韦曲,兼并了业已停产的原长安县缝纫机架厂。搬迁后的西安轴承厂,企业负担沉重,经济效益下滑。

秦××1988年毕业于四川建材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分配至大山里的长安县白水泥厂,为了照顾家庭,1991年调入西安轴承厂。他学有专长,年富力强,为创办实体曾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不幸实体倒闭,因其在西安轴承厂有一定的根基,又回到了西安轴承厂,厂子破产以后,曾去兰州做生意,生意不景气,现在西安某建筑工地给人打工,管理工地。

临出发时,领导们又得到消息,石家庄某研究所也面向社会,公开转让仿瓷涂料技术,好在要去北京,石家庄也是顺道,就临时改道石家庄,顺便考察考察,多走走,多看看,比较比较,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我们一行三人,由副局长带队,依然购买硬座车票,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临行,我们考虑到副局长年龄大了,又有一定的级别,要给他买卧铺车票,哪怕硬卧也行,我与秦××两个人年轻,身体好,硬座票就蛮好。而副局长死活不肯,说他睡觉“择铺”,在火车上“咣里咣当”睡不着,买卧铺也是浪费,不如三个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互相也有个照应。我们知道困难时期,他想节省几个经费,但我们拗不过他。由此联想到某些人因公出差,软卧都不愿意坐,嫌浪费时间,而要乘大飞机,安全、迅捷而又舒服,便愈感到副局长的可亲可敬了。

上次单独赴京,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时,而这次时间抓得挺紧,紧赶慢赶已到了鲜花盛开的五月,如杨志卖刀,秦琼卖马,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由此可见,在一个贫穷单位,要干一件事是多么艰难!

我们一行三人,一对半的烟民酒鬼,坐在硬座车厢,掀开窗户,一边欣赏窗外胜景,一边抽烟喝酒,阵风袭来,凉意飒飒,神情振奋,谈笑之间,抵达石家庄,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也不觉得过分劳顿与沉闷。

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儿,石家庄距离北京如此之近,而与北京之物价水平真乃天壤之别,饭菜如此价廉物美。我们三个人饱餐一顿,酒足饭饱,花了不过区区三十几元,是老板算账有误,无意之中,让我等外乡之人拣得便宜?还是石家庄市场物价走低,作为吸引外地人投资、旅游的手段?因为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商品价格,而饭菜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找到那家研究所,产品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叫做“瓷漆”,可转让费却丝毫不含糊,至少也要四万元。副局长把手一挥:“走,上北京!”

石家庄到北京,不足四小时的车程。长途跋涉,我们已经厌倦了火车,于是改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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