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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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改良派
这主要是指１８９８年发动“戊戌变法”
的一个思想派别。 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 严复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变法运动，但也是变法的鼓动者。康有为（公元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
，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康南海。 著作甚多，其中《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较能反映他变法前的思想。 谭嗣同（公元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年）
，字复生，号壮飞。主要著作为《仁学》。
梁启超（公元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
，字卓如，号任公。 其著作已编为《饮冰室合集》。严复（公元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年）
，原名宗光，字几道，以译著《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法意》、《群学肄言》等成为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改良派思想家们在天道观上，大多是中国古代“元气”
说与西方近代“以太”
说的渗合物，还没有真正进入机械唯物论范畴。 他们在哲学上最有贡献的地方是发展观：他们正是以“变”
的观念，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柱的。 但他们多讲“渐变”
，特别反对“爆发式”
的“质变”
，故待革命派登台时，他们很快转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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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阵营中去了。 这种历史的悲喜剧，值得人们品味。
“三世说”的演变与康有为的发展观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是借阐述、改造汉代今文经学的“三世说”的形式透现出来的。 什么是汉代儒家的“三世说”？
它的思想特征是什么？弄清这一点对于评价康有为的“三世说”有重要意义。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一书的首篇《楚庄王》中，把《春秋》２４２年的历史划分为十二世，三等。 他说：
“《春秋》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与情惧也。”
①
这里董仲舒以“有见”
、“有闻”
、“有传闻”的“三世说”代替《公羊传》的“所见”
、“所闻”
、“所传闻”的“三世说”
，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董仲舒把“三世”与“三统”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他所指的“三统”
即“黑、白、赤”三统。 在董氏看来，历史的演变是按“三统”循环更替的。 如夏、商、周三代，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 不同的“统”所采用的历法、服式等各不相同。 按照董仲舒的
①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 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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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说，似乎承认历史的演变与朝代的更替。 但董仲舒又认为，孔子作《春秋》，有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奉天而法古”
②。 在他看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①。就是说，虽然朝代有更替，但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永不改变的。 依此，董仲舒的“三世”说实质上仍属形而上学不变论。董仲舒后，另一今文经学家何休通过注疏《公羊传》，又对“三世”说作了新的阐解。 他认为，“所传闻”世，就是“衰乱”世；“所闻”世，就是“升平”世；“所见”世，就是“太平”世②。 何休在解释孔子“笔削”春秋，为什么不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自隐公以下的时事作史这一问题时，认为孔子旨在于变“衰乱之世”而为“治世”
③。 他实际上是打着《春秋》改制之旗号，为新王朝建制，即为汉中央集权的建立作理论的说明。但汉代的这种“三世说”由于今文经学逐步与谶纬神学相结合而趋于衰微，并且后来为两晋的玄学所代替，便湮没了。到了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为了讥讽时政，重新拾起今文经学。 如龚自珍即重申“三世之义”
，他说：“吾深闻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
①《汉书。 董仲舒传》②何休：《宋本〈春秋公羊传注疏〉。 公羊一》。
③同上，何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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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
④这是借《春秋》三世之义，以“才”作为标准，把封建社会认作“衰世”。这表明他的“三世”说开始包含着新义。 他说：“衰世之时，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间无才将，库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
⑤实际是影射封建社会末期，缺乏变革的人才，由此，他发出“九州生气峙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①的呼喊。 龚自珍心目中的“衰世”
，又表现为社会贫富“大不相齐”。
他说：“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
②所以他期待以“平”来解决上述贫富大不相齐的矛盾。 然而，龚自珍虽有改变“一祖之法”的意愿，却把改革归结为简单的三段式：“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
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再如初。“
③这样，所谓“改革”只能是“不可期骤”的渐变。 所以他的“三世”说，并没有涉及到封建制度根本改革的问题，只是一种社会改良思想，幻想以封建宗法的授田形式以解决土地问题。到了１９世纪末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为了维新变法的需要，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在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下，对三世说作了改造，提出了“三世”演进、其道不同的观点，这才突破今文经学那种不讲飞跃的形而上学思想。首先，康有为把“三世”
演进归结为小康大同的跃进，阐
④⑤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７页。①龚自珍：《乙亥杂诗》，《粪自珍全集》第５２１页。②龚自珍：《平均篇》，同上，第７８页。③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同上，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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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小康向大同社会的演进过程，从而论述了质的必然性。１８９７年，康有为撰写《春秋董氏学》时，阐述了孔子的“改制之义”。他说：“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
“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
①
康有为虽表面表彰《公羊》，但实际是进行了改造。 他说：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 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①
这里康有为提出区别小康、大同之标准，必须以“文教”之盛衰为标准，仍未能涉及到“三世”的实质内容，只认为“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②而已。后来，康有为为了论证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专制的历史必然性，对“三世”说作了新的阐发。 他说：
“振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
③
这里，康有为的“三世”说，就不同于董仲舒和何休的“三世”说，他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问题了。其次，康有为不仅认为“三世”演进包含政治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他从理论上阐述了“三世”各有不同之
①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自序》。
①②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③康有为：《孟子微》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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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这就冲破了长期以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禁锢。 他说：
“三世之义，有拨乱（即据乱）
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
①
康有为所谓“道各不同”即认为“变法”不应停留在“变器”
、“变事”和“变政”的水平上，而必须以改变“国宪之全体”为突破点。 他说：
“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票、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 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
①
可见，康有为吸取日本明治变法经验，希望走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道路，在中国创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模式。 这已不单是托古改制了。再次，康有为又认为，要实现维新变法，必须采取激烈的手段与断然的措施。康有为意识到，在中国进行维新变法，是一次改变“典章宪法”之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同守旧派妥协。 既不能任用旧人以行新政，也不要执旧例以行新法。 这表明康氏最终承认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非爆发式的飞跃，其“三世”演进论，既承认渐进的上升，又带着部分地承认质变的意义。 故不能把它的理论归结为否定飞跃的形而上学思想。
①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①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七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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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看，康有为的社会进化思想，不仅是古代经学的终结，而且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开端。 因为康有为把变革的思想灌注入“三世”说，其形式是陈旧的，但其内容却是新的。 他力图揉合中西文化，为在我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作理论上的阐发。 康有为与西欧庸俗实证主义者不同，英国斯宾塞主张社会均衡论，以生物学论证社会学，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坚持把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