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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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袋时，其费用包含了垃圾处理费。而垃圾袋分尺寸，用得越多、越大，垃圾处理费就越高）……
书有趣的是，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之后，台北市的垃圾减量不少。同步推出的配套政策还有垃圾分类，每周也有固定几天是收取回收的垃圾。这分类除了大家都熟知的宝特瓶、玻璃以外，还有大型家具、废弃物以及厨余。
屋因为丢垃圾很麻烦，所以干脆减少垃圾“产量”，原本会随手乱扔懒得分类的瓶瓶罐罐也因为会占据“垃圾袋”而宁愿费点劲分类，而分类之后的垃圾也的确大幅降低了垃圾处理的成本与可能产生的有毒物质。
目前全台各县市大多改采垃圾不落地政策，但随袋征收目前只有台北市施行，效果显著。而这样政策也使得台北市民普遍具备了“使用者付费”的思想。所以在台北市很少有免费的措施，政府用人民的纳税钱建设好硬件，但想使用就必须由使用的人付钱，作为后续维护与营运之用，这一点思想上的进步我的感受是，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策有推动与促进的积极作用。
附带一提的是，马英九在担任了“总统”一职后，明显是延续了他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垃圾处理政策的思维，实施了全台的禁烟政策，也就是两人以上之室内、公共场所乃至公园等地都不允许吸烟。早几次我在桃园机场都看不到吸烟室，而且在台北市街头的写字楼周边可以看到男男女女群聚吸烟，场面颇为壮观。后来带大陆朋友赴台参访，在一五星级国际大饭店门口看到一群人围着附有烟灰缸的垃圾桶前吞云吐雾，有许多还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景象煞是有趣！
我有一台湾朋友是个老烟枪，对此政策非常不以为然，常说，那烟民的人权呢？据我的观察，此政策之所以在台湾并没有遭遇太大的民意抗议，是因为此前就已经实施了吸烟与非吸烟区域的严格区分。一般来说，台湾的烟民早在全面禁烟以前就懂得尊重不吸烟者的权力，只要在场有人抗议，都懂得回避。不过这次我从桃园机场回北京发现，桃园机场设立了吸烟室，看来也是因应许多国际的观光客所为。而随着香烟高额收取的“健康捐”也使得每回我来往两岸之间必带的免税品就是香烟。更有返台省亲度假的台商说，最怀念大陆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吸烟环境！
垃圾与二手烟恐怕是所有人都不喜欢的，如何处理得好且公平，让人们可以解决这些讨人厌的东西，恐怕需要为政者的大智慧才能妥适处理。在此也提醒许多赴台的大陆朋友们，垃圾与香烟在台湾都是不能随地丢、随地抽的，毕竟，入境还得随俗，除此之外我想，台湾还是一个随兴且自在的好地方！
整个旅程非常辛苦，但我觉得有很大的收获。据我所知，从上海来的那群团员彼此成为好朋友，而且还曾在旅行后聚会彼此交换出游的照片，分享心情。而我自己感觉到，因为本身常在两岸间穿梭往来，一切的不同对我而言都已经是习惯，但在他们的眼中，一切我已忽略的感受被重新唤起，而这些种种都不可能从报纸杂志或几部台湾电视剧或新闻中可以感受。我的一位好友曾经长期观看台湾新闻，当他自己真正去过之后他也说，原来他未曾真正地了解过台湾，同样的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也有相同的状况，因此每当有网友告诉我他长期看台湾电视而显现出一副很了解台湾的样子时，我都持保留态度，就如同我曾在新浪微博上遭遇许多网友因为看了几年台湾电视甚至交了几个台湾朋友，来教训我这个本地台湾人对于台湾的分析与看法，这令我啼笑皆非。
3 谦卑，彼此交流的第一步
除了这个大团，其实我在之前或之后都有带着两三位大陆朋友赴台旅游的机会。2008年11月，陈水扁要被检方收押的那天上午，我跟凤凰网的总编辑邹明先生正在台北出差。同时间我们在新光三越百货站前店的楼上与凤凰卫视台北站的同事们吃饭。饭后，当我跟邹明先生走出百货公司大楼，看到不远处站着一排镇暴警察，他问，那是在干吗？
我说，那是特侦组的办公地点，一会儿陈水扁要来接受调查，有可能要收押，现场会群聚许多陈水扁的支持者，为了预防可能的冲突场面，因此镇暴警察要先做好部署。
他问我，是否可以靠近看看？我立刻带他靠近。在靠近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问我还可以靠近吗？我觉得奇怪，为何如此啰唆？直到接近了，他在镇暴警察前拍了照，我问他刚才为何一直问是否可以靠近？他告诉我，在大陆如果有镇暴警察的现场，别说拍照，就算要靠得如此近都不可能。
他还说，真没想到，一个被新闻镜头看来是全部状况的新闻现场，其实不过就在街头一角，而街的这一头，一个百货公司的商业区，人们如常购物、逛街与工作，大家都在做着平常不过的事情，包括抗议。
我曾经参加过多次街头游行，每次抗议完然后去逛街、吃饭甚或看电影，我不会因为抗议的情绪打扰到我原本的休闲或是工作，而休闲与工作也不至于让我无心去抗议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他则感叹地说：“媒体的台湾和真实的台湾，是两个面貌。”
作为两岸交流的中间人，我不仅仅接待去台湾的大陆朋友，在大陆期间也接待了不少的台湾友人，并带他领略大陆的风光，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陆。
在北京的这几年，陆陆续续接待过的台湾朋友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经招待过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已经是远得不能再远的关系。→文¤人··书·¤·屋←初来乍到的台湾朋友在北京碰上什么新鲜事，都会过来跟我分享，碰到不懂的事情，也会过来向我讨教。
那年冬天，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到了北京，没几天他跑过来跟我抱怨：“北京的车子质量太差了，开关车门还会漏电。”我忍不住笑了，耐心地跟他说：“这是静电！”
可能大陆朋友听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静电是这常识啊，有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问题是，台湾是个海岛，空气湿润，是不会有静电现象的。静电在台湾只会出现在一个场合，那就是科学课的实验室里，老师会拿着橡胶棒告诉学生，摩擦能生电。所以，那位朋友不识静电就不难理解了。
台湾朋友知道北京烤鸭，并且知道烤鸭要吃全聚德或是便宜坊的。我曾经试图向两位台湾朋友推荐这两家之外的另一家烤鸭店，费尽唇舌没有得逞，人家就认准这两个牌子了。于是，中餐全聚德，晚餐便宜坊，因为这是台湾人都知道的烤鸭店。
从便宜坊出来开始跟我抱怨，说北京的果汁太贵。这是必然的，北京的果汁哪能像盛产水果的台湾那样便宜！原来他们在便宜坊点了一扎鲜榨果汁，没想到花去了九十八元，幸好他们点的烤鸭是顶级的，否则果汁都要比烤鸭贵了。
有感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要么过于冷漠，要么过于热情，但总体偏热情的情况，我跟台湾来的朋友都交代过，不要与出租车司机谈台湾问题，否则会郁闷到不行。好在很多台湾的朋友都经受过本土化过程中台湾出租车司机的洗礼，大部分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朋友说，大陆人习惯在生活中讲政治用语，他给我举了两个例子：对人说谢谢，对方可能会回答你，不客气，为人民服务；有人感冒了，对方会劝你赶紧吃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的朋友对这种习惯用语感到很新鲜很好奇，因为在台湾是闻所未闻的。
有一个朋友对小朋友脖子上围的红丝巾很感兴趣，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小学生脖子上都会戴这样一条红丝巾。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红丝巾叫做红领巾，是少年先锋队员的标志。台湾没有少先队，也就不会有红领巾了。
对于那些能够在课本上、媒体上有过初步了解的东西，台湾人来到大陆后会格外关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求证的过程。比如，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这是在课本里有所提及的，几乎所有的台湾人初来大陆都会格外留意。
最有意思的是，我经常被大陆朋友问到，“台湾的夜市都没有城管驱赶吗？”而台湾没有城管。到了过年，大陆的朋友也会问，“台湾有春晚吗？”而事实上台湾已经很少有所有电视台联播的节目或新闻了［小说网·。。］。而似乎对于一个没有春晚的土地，大陆朋友难以想象，都会接着问，“没有春晚那你们过年都怎么过呀？”这就如同元宵节，台湾有灯会，路上的小朋友或年轻人或提灯或举火把，但大陆是很难看到的。又譬如中秋节，在台湾几乎家家户户烤肉赏月，我都戏称为“全民烤肉节”，但在大陆别说赏月，月饼都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与计量工具，往往卖得比台湾贵得多得多。在台湾过年必定得要买新衣，端午节还有许多家庭挂菖蒲、洗艾草、看龙舟、喝雄黄酒。同样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在不同的地方有了不同的结果。又譬如每年农历七月是鬼月，七月十五中元节，台湾的家家户户烧香拜拜，在大陆是极其少见的，而我身边许多年轻朋友对于这个有着慎终追远的鬼月，更是闻所未闻。
又譬如，我看到许多大陆朋友同姓结婚，这在台湾是避免的，因为同姓是一个家族。过年不说不吉利的话或脏话，但在这里似乎也毫无忌讳。所以说，如果不用心观察与体会，仅仅只是概括性地觉得彼此没有什么不同，必定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差。经历了蓬勃发展的两岸交流活动，我想说的是，两岸的交流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更不是了解彼此用语不同就可以做到彼此的认同与了解，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融合，如同前面所言，谦卑，恐怕是唯一的道路。
记得曾经在接受“博客天下”专访时我说，“穿梭两岸，混迹于大陆互联网，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到谦卑。”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