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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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齐齐哈尔芥子气“8·４”事件。
2003年8月4日，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之后不久就被两个民工买下对其进行了切割，又造成两个桶内的油状物品外泄。这两个民工将金属桶全部转卖给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于挖出金属桶的工地上受到污染的残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了污染扩散。傍晚时候，就有三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当晚8点，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马上介入调查。
经技术分析，防化专家一致认定，诱发这次事故的5个金属桶，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为芥子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对眼、呼吸道和皮肤都有作用，中毒严重可引起死亡。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将其确认为致癌物。
自“8·４”中毒事件发生后，女军医颜新就一直在隔离病室，见证了病人入院和出院的前前后后，也见证了他们的痛苦。她说：“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动病人！”她不是对病有恐惧心理，而是害怕病人痛苦。“你眼睁睁看着那肉一点点溃烂，你都不敢用手动，一动那皮肤就烂了！平时接触的病人不少，可哪见过这样的病人啊！”
治疗期间，医院里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澳大利亚籍的扎伊卡先生，他是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捐赠药品的。扎伊卡的外祖父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扎伊卡生在哈尔滨，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做手术时，中国人为他输了血，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自己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扎伊卡先生所赠的26盒药品是从一种名叫鸸鹋的鸟身上提取的专门促进皮肤愈合的药，非常昂贵。但这种昂贵的药也没有能挽救李贵珍的生命。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伤害并未停止，中国人还在因为那场侵略战争而受伤，从精神到肉体。
2003年5月26日，《解放日报》记者陈煜骅和郭泉真，来到上海浦东新区牡丹路，走进了王岩松的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电扇，仅有一台电视机，也是9寸黑白的，再有就是摆满一屋的各式各样的消炎药瓶。王岩松也是一名毒气弹的受害者。
不等记者坐下，老人就迫不及待拿出厚厚一个资料袋，全是她受难毒气弹的照片、字据。“我们家按知青政策迁回上海时，最要紧就是带上这包东西，铁证呐！”
老人回忆说：那是1987年10月17日下午3点，王岩松工作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机械厂油料科办公室，大家被一杯神秘液体难倒了。听厂医说，附近工地偶然挖出个一米来高的大圆铁桶，不见任何标记，开盖满桶黑褐色液体酸臭扑鼻，用医院放射仪测试毫无反应，便一头雾水来求援。是不是特种石油？有人提议“烧烧看”，忽听一声巨响，大祸临头了！一股刺鼻气味使人窒息，王岩松本能就想逃，可身子怎么也不听使唤，好一晌才连滚带爬跌撞出门。
当天晚上，临睡前她一照镜子，把自己吓一大跳——嗓子眼、眼皮底、鼻孔里，全发起一排排恶心至极的大脓疱！呼吸困难，喉咙嘶哑，眼睛肿得像鸡蛋，王岩松说着说着，手微微颤抖起来。
后来经医疗机构测定，这罐“怪液”正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氮芥气混合毒剂，灌入炮弹爆炸后，毒液一沾人体就糜烂皮肉甚至致死，是二战毒剂之王。
王岩松嘶哑着嗓子告诉记者，她虽然捡回一条命，可是苦头吃足了，有时甚至是生不如死。由于毒气破坏了黏膜，16年来，喉咙一直红肿疼痛，说话超过半小时就哑声，眼皮翻开永远“结膜炎”，30多岁就戴老花镜，身体虚弱，出门散个步就会感冒。
最要命还是手指头，长年累月从指甲盖缝里往外冒脓水，又恶心又烦心，只能永远带瓶消炎水，没几年就不得不提前病退了。在家也难，洗个碗还得戴上胶皮手套，至于搓洗衣服就纯属痴心妄想：“脓水多时，我干脆把指头浸在消炎药水里一泡半天，明知这样对肾不好，可又能怎样？”
据王岩松说，当时中毒的其他6人中，有两位没多久就突然得癌去世。16年来她一直提心吊胆，能活到现在是赚的。“我当原告就为个公道，可铁证如山却败诉，连句道歉都听不到！”
王岩松提及的败诉，指的就是2003年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5名中国原告因遭受侵华日军毒气弹伤害而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的诉讼作出的判决。
担任该案审判长的法官斋藤隆在宣读判决书时这样说道：“原告等深受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侵华日军曾大量制造毒气弹，并将大量化学武器部署在中国，为了销毁证据，日军把这些毒气弹隐藏起来，战后仍继续隐瞒这一事实。”
但斋藤隆最终宣判说，在日本主权涉及不到的中国调查和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异常困难的，所以法院驳回原告的赔偿要求。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炮弹仍在不断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国有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而日本政府方面，虽然被迫承认5名中国原告受害事实，却强调在其他国家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不可能的，因而拒绝给予赔偿。
得知这个判决的时候，王岩松老人正在上海家中看电视，她一把攥住儿子的手说：“记住，我这辈子等不到胜诉，你等。你等不到，孙子等。子子孙孙等下去，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临别前，王岩松翻出电话簿，叫记者联系同批败诉的另3起受害案原告，“他们比我更悲惨。”
其中一位是崔英勋，两条胳膊从肘到手全是大脓疱，烂得像根“炸油条”！1950年他在齐齐哈尔当化学老师，那天见学生端来一碗浅黄液体，说是学校工地挖出个大罐，民工们撬开后舀来的。见像甘油，崔英勋沾了点抹在手上，谁想立马钻心疼，赶紧冲洗还是晚了，没几分钟脓疱起满两条手臂，很快皮肉一层层往里溃烂，直至露出血管在跳动！
赶紧上报查明，是无药可治的芥子气毒剂。有位民工喝了一口，没半小时就死了。无奈，崔英勋只能长一层脓疱剪一层，惨不忍睹。50年了，现年80岁的崔英勋一提这事就发疯，不停地喊：打倒帝国主义。家人要不给他吃“安定”药，便从早喊到晚！
还有一位叫张岩，脚背烂个大口子，白骨森森可见！家住黑龙江龙泉镇，1976年在镇里铁匠铺看稀奇，一颗大炮弹撬开全是毒液，张岩脚上溅了几滴，立马就连皮带肉烂开了。实在忍受不了，他用粗糙的泥巴蹭，用烧红的铁铲烫！还从此一“痨”不愈，至今咳不停。
还有一位张喜明，自己也说能活到现在是奇迹。1980年他在黑龙江依兰县自家院里刨土，没想一镐子炸响颗毒气炮弹，当场烂得体无完肤，在医院昏迷20多天才顽强苏醒，醒来了却也废了，两眼失明、全身偏瘫，还硬生生把这个18岁棒小伙逼得天天“羊癫风”。无法成婚、无法工作，老父临死直愣愣望着他不肯合眼！
东京方面宣判结果出来后，电话里，这几位原告最后问了同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如此痛苦，他们认个错却这么难？”
第二章 认个错很难吗
当然，事情不会就这样了结。在中国民间，化学武器受害者一直在诉求着一个公道，2003年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日遗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在这场胜利的背后，就是一位中国律师持续8年的不懈努力。
1995年9月3日，齐齐哈尔《生活日报》一篇题为《爆炸，发生在50年后》的报道引起了一名律师的关注，同时也唤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决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遭受日遗化武伤害的同胞。8年时间里他自费调查取证，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余份，并两次以中国公民身份起诉日本政府。8年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13名日军毒气受害者全面胜诉。这位律师就是苏向祥。
苏向祥对《生活日报》的记者说：“诉讼和调查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事件的跨度从1950年一直到1982年，进行了七个事件的调查。我们为了获得证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文·冇·人·冇·书·冇·屋←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无论是‘5·15’还是‘9·29’判决，对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都全部予以认定，包括历史资料。因为化学武器的事件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日本政府一直生产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1992年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我们通过诉讼，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这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正义的路上并不孤独，还有一位律师和他一样，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开始为正义讨回公道。她就是王选。
王选，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在那里生活了四年。1995年，王选很偶然地了解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这让王选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13岁的小叔叔被鼠疫夺去生命临死前的悲惨情景。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1995年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著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1997年她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在日本，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