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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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所知，不为人理解，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中刨食，而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的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与牺牲，完全遗忘，不值一提。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关注工程质量而不关注移民生活质量，——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哪一本关于水电建设的书籍画册，记载过水库移民？这也是历史教科书、中国当代经济史所缺失的！

在鞭炮与彩旗装扮的盛典中，人们赞美英明的决策，讴歌水库电站的建设者。——人们还记得伟大领袖到十三陵水库人山人海的工地参加劳动时的慈祥微笑。有哪一个领导参加过水库移民简易房、临时棚屋的修建？——可以看望灾民，送温暖，可以上电视，登报纸；但切不可看望老移民，遇到此类问题，便噤若寒蝉，绕道而走。这成了一些地方官员为政的“守则”。

佛子岭、三门峡、新安江……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走出家园至今，已隔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当年童稚少年，也已华发苍颜，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代，不少还生活在艰难贫困无望之中。——有谁还记得他们？把他们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二、移民支边，从丹江口到青海高原

在冬日暗淡的黄昏，窗外飘着鹅毛大雪。

我翻开了深褐色的厚厚的《淅川移民志》，读着，泪流了下来——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县份，给水库移民写一部史书的。

是的，明天会更好。人们已经习惯了沉默。【wＷw。ＷＲsＨu。cＯm】

虽说以天下为己任，但人毕竟在现实环境里生活——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文章写到这一层，千方百计寻找解开苦恼的钥匙——不去想什么，也可以活得很快活。可是我做不到，觉得愧对俸禄。但是，走进高耸的历史大山阔岭中，寻找辨认那些血泪之路的走向，在今天的“超常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下，若能多看一眼我们终生贫穷的淳朴的父兄，看一看他们日渐淡去的背影，不是能够多一些清醒与理智，多一些科学与人文关怀么？

这部《淅川移民志》上限为1965年，下限为1999年。从1956年底，长江流域规划水利办公室派员到河南淅川县研究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等有关问题开始记载。

不同于寻常的“阅读体验”。我满怀真诚，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成就政绩和文献记载中一些人们不愿说出的东西，开始鲜活地重现——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迟说了几十年的关键词，如洪钟大吕一般，一再从遥远的旷野上隐隐传来。

——1958年，汉江干流上的丹江口水库大坝正式动工。

——淅川县自1959年迁建县城，并开始移民。历时20年，淅川因丹江口水库移民20。5万，平均每年移出一万人。这个数字占整个丹江口水库移民人数的53。6％，为当时全县总人口的46。7％。与延续至今的移民安置方式相同。在淅川的移民中，约一半就地后靠，安置在丹江水库沿岸。另一半则分别迁往青海省、湖北省和河南省的邓县。

——1959年3月至6月，淅川县首次从淹没区应搬迁人口中动员8008名体格健壮的青年（男5565名，女2443人），按团、营、连组成部队建制，奔赴青海省安家落户，支援边疆建设（俗称支边）。

——1960年春，再动员支边青年家属14334人，随同迁往青海落户。

……

如同一滴水。20。5万——约为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中远赴青海支边的2。2万人，高于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千分之一。

一滴水未必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却可以检测出同类液体的酸碱度，品出酸甜苦辣。

春寒料峭，北风阵阵。

丹江口水库移民进入高峰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掀起，饥荒的阴影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徘徊。而当时全国下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蚊、蝇、鼠、雀），淅川县委提出要建成“小麦元帅县”。

就在这时，库区几千名身强力壮，经审查“政治可靠”，年龄18至25岁的青年农民，经过动员组织，登记造册，纡家毁业，满怀希望，踏上了西行支边的路途。

多数农民从未远离过家门，离开过生养他们的土地，丹江边上的平畴沃土，也很少有水涝灾害。他们不明白家园怎么成了要淹没的库区，更不知道遥远的青海高原是什么模样，只知道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多数人出门时只带了简单的几个包袱，以及菜籽、像去打临工似的一年两载就能回来。政府给支边移民青年每人发大衣一件、棉衣一套，被褥各一条——这就是关怀与补偿的全部！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发生的村落和社群的迁移，如同历史上的大军远征。与数千青海支边青年农民同行的，还有34名教师、18名医生、14个护士，几百名农业技术员，此外还有理发员、铁匠、窑匠、泥水匠、石匠、竹匠、酿酒师、鞋匠、伙夫等等。——这无需怀疑，与水库移民一同西迁的还有几个农村剧社，130名演员，34个民间乐师伴奏。未来的新生活将多姿多彩，载歌载舞！

在村里集合，按排、连、营编制，一些后生和姑娘直到离开父母时才哭出声来。无需多带行李，只要带一两件锄头、铁锹等小农具，还有每人自带2斤干粮，路上吃就够了。青海那边有白面、蔬菜、鸡、肉等着，一切都准备好了，欢迎你们过去开发创业。青年移民们步行或乘拖拉机到县城，然后搭乘大卡车去火车站。

南阳专署与淅川县在许昌设接待站，当时许昌街头像过节一样热闹，挂上了许多红色标语。等各地移民都到齐后，分成三批上火车。每个移民专列2千多人，由闷罐车和硬坐车组成，其中简易客车供女性乘坐。多数在闷罐车里的人连火车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只从门缝的光线变化中，知道是白天还是到了黑夜。移民专列自然没有餐车，除自带干粮外，在陕西潼关站和甘肃陇西站，支起大锅，设立了餐点，青年们可以下车吃饭喝碗热汤，活动一下手脚。专列走走停停，几天后抵达青海。

1959年4月初，高原上春寒料峭。来自河南淅川县的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被安置在循化撒拉自治县。

循化在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的积石山、临夏毗邻，安置区在高山下的荒滩上。淅川县3100名移民与信阳汝南县2000人组成文都建设兵团。支边青年到达后，环顾四野，满是沙石，少见绿意，见如此荒凉之地，有的女孩子就落泪了。青年们把行李家具搬进了当地农民腾出简陋的土坯木板房，10几人一间，打好地铺，作为集体宿舍。以连为单位，200多个人一个食堂集体吃饭。食堂备有当地政府给准备的食物，共有面粉、土豆各250公斤，大米100公斤，甜菜两缸。新鲜劲过后，他们立即犯愁了，这些粮食仅够两三天吃的哇。

同年5月，第二批2000多水库移民到达青海。

这批移民先是被安置在龙羊峡附近的贵德县。新家还未收拾停当，荒地开出来，头茬庄稼刚有一点收成。9月天气转凉，秋草开始枯黄。这批开始安顿下的移民，又要再度搬迁，前往更加遥远的大山中的贵南军马场。

第三批水库移民2000多人，与上批移民差不多同时到达青海。他们在西宁换上卡车，直向柴达木盆地的南缘的昆仑山下开去。被安置在西宁与柴达木之间海拔最高的都兰县垦荒。

支边人员均按军事建制建立了农场。

几天后，粮食很快吃完了，食堂几近断炊，怎么办？

据《淅川移民志》记载：“各级领导立即组织青年进行学习，教育青年要顾全大局，要靠决心和双手开荒种地，建设好保卫好边疆。”

学习、教育。顾全大局，在半饥饿中，移民们坚持出工，上山开荒劳动。靠的是年青的体力和生命。

山大沟深，土地不适合机耕。农具不足，牲畜缺少，开荒用锄头，耕种人拉犁、耧。毕竟高原缺氧、空气稀薄，劳累、劲使大了就喘不气来。但最要命的是粮食不够，即使喝稀的也难以维持。播下种子，风调雨顺，要几个月后才有收成。这三个安置地，海拔都在2800米至3600米之间，有些荒滩，海拔太高，只能种点青稞，根本不适合种麦子。

高原反应、劳累和疾病、缺粮和饥馑，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即使年轻强壮的体质，也抗不往断粮之苦和极度劳累。思乡，想家，移民们人心开始浮动。这三批移民，都有淅川县级干部领队。为了求得口粮和生活生产必需品，干部们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找当地政府反映实情要粮。当地政府也有难处，拿不出粮食，都已经按规定给了，你怎么能多要？双方争执起来。为移民奔走呼吁的干部，在假话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受到打击。原任淅川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支边移民团“政委”的王海申，原淅川县城关乡党委副书记、一营营长侯富润，因此立即受到政治处分——这起错案，直到1965年才给予平反摘帽。少了当家人的河南移民们，人心更加不稳。

青海省有关方面认为，移民思乡和队伍不稳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亲属不曾迁来。

1960年2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慰问团还有另一个任务，即继续动员支边青年家属到青海，这次共动员了4709户、14334人去青海安家落户。他们认为，家整个搬来后，移民们就能安心扎根了。至此，淅川水库移民支边青海的总数达到了2。2万多人。这一批移民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

秋季，边地风起，百草枯黄，霜冻来得早。

在青海种粮，不了解当地气候环境，可能只差几天就没有收成。粮食减产，有的地方种下后颗粒无收。

连绵淫雨过后，朔风一阵紧似一阵，严寒的冬天就要来临了。恐慌很快火一样蔓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