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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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必须确定特定情境中正常态的含义,以及他们看到的情况的意义,等等。
为了说明警官的行为,我们还需了解警官是如何辨认他所认为的越轨的或违法的现象的,以及他处理了多少信息以使之成为能向他人描述的“证据”和被认可为有关真实事件的“事实”。换言之,我们需要了解警官用了什么方法以便建立一种社会结构感。
①
这并不是说研究者也运用常识的方法。我们已经说过常识的态度是非反思的。常人对其互动的情境抱着习以为常的态度,故其互动也成为例行公事。比如,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在车站问询处他可以期望得到某种回答;他与家人有某些特殊的共同经验,因而会有更亲密的交往方式,等等。
总之,行动者具有许多被共同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他们依据这些共同的日常知识的行动总能得到对方的适当的因应,从而使互动正常地进行。
加芬凯尔将这种活动称作“背景预期”
(backBground
expectancies)。
俗民方法论的洞见是通过向这种“背景预期”挑战,用一种故意打断互动的正常过程的实验而显现的。例如,加芬凯尔让学生回到自己家中,却表现得仿佛只是寄宿者,这项实验几乎无例外地引起学生家中人际关系
①参阅J。威尔逊:《社会理论》,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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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紊乱。再如设计一系列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实验者对被试人所作的每一回答都提出诘问,其结果对话发生了令被试人不解的障碍。下面是一个例子。
被试人告诉实验者(他们两人是同一停车场的使用者)
,前几天在上班途中她的汽车的一个轮胎瘪了。
被试人:“我的一个轮胎瘪了。”
实验者:“你的一个轮胎瘪了是什么意思?”
被试人马上显出吃惊状,然后用敌意的口气回答,“你说‘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瘪轮胎就是瘪轮胎,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多么奇怪的问题!“
①
在许多类似的实验中,受试人对实验者的这种突兀举动不是表示出上述的恼怒,就是请求实验者解释其行为,或试图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玩笑。加芬凯尔指出,当实验使得习以为常的活动变得很成问题时,一些日常不为我们注意的过程、性质、程序、方法等便易于觉察了。
行动者们都假定,他和别人可以有相同的经验,如果他们交换位置的话。就他们眼下的交往目的而言,互动双方各自的独特经历并不足以造成交往的麻烦。此可称为“视野的可互换性”。
行动者假定人的行为是正常的,或按一些人所共知的规则行事的。在典型的互动过程中,行动者彼此都有一种类似的关注,即“表现出正常的举动。”而在意义含混不明的情境
①加芬凯尔:《俗民方法论研究》(剑桥,1984年)
,第42页,转引自吉登斯、J。特纳编《今日社会理论》,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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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动者通过将情况重新定义为典型的或例行公事的,以及作出某种修正来实现正常状态,他们总在搜索和选择那些以使社会环境显得正常的种种性质。
常人对日常经验的表达,无论是姿势、暗示、话语或其它的方式,都是索引性的。它类似于图书馆的索引系统,指引我们查阅论及同一课题的其它著作、同一作者的其它著作等。日常表达中的每一用法的意义则指引我们注意它所在的脉络,即它的语境、上下文、背景知识等。
“如果不具备某些背景知识,像互动双方的生平,他们公开承认的宗旨,他们过去的互动经验之类等等,那就很可能会误解互动个体间的符号沟通意义。”
①“索引性表达”
(indexical
expresion)概念强调日常经验、表达的意义是受特定背景内容限制的,这一事实引导研究者去注意行动者如何在某种背景联系中去组织其经验、赋予互动以意义及建立一种共有的社会结构感的问题。
正因为索引性表达的内容远多于它实际所讲的内容,其表达方式必定是省略的、暗示的、喻指的,行动者就必须不断地解释、引伸所交流的内容,填补或等候必要的信息来意会对方的表达。这就是所谓“如此等等原则”
(the
etcetera
principle)
,它似也是人们相约成习的一条不成文规则。戈夫曼说,“为使一场普通谈话的互利合作顺畅进行,我们必须赞赏这种简略原则,也就是说,参与者有理由认为暗含地提
①J。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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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共同的经验部分将与充分论及它一样有效。“
①
行动者对社会现实感的维持和对互动情境的解释,在俗民方法论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自反性”
(reflexBivity)
,这一概念在不同的俗民方法论者那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当我们解释定义某一情境,我们同时就在创造该情境,使它显得确实、合理和有意义。这与托马斯的“情境定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②其二,这样,行动者给予其行为的说明就成为那行为的一部分,它建立和维持着一种那行为是正常的和例行公事的感觉。
藉此自反性概念,“社会成员就同时创造了一种情境及其对该情境的理解。”
③人们在互动中就会忙于维持他们是受一定现实引导的这一假设,即使遇到反常的情况,他们也会首先自反性地寻找另一种解释以维持世界的合理性信念。例如,我们路遇一位熟人,主动向她打招呼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会给出一种解释(如“她可能身体不适或走神未及注意”等)以重新肯定这次邂逅仍是熟人间的一次常规互动。在自反性解释中,人们解释的内容要比实际发生的要多。但与其说俗民方法学者关心这些解释的内容,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这类解释表现出的那种不顾一切维持社会结构感的意图。
由此又可知道,在俗民方法论者看来,并非秩序感使社会成为可能是的样子,而是人们积极地与主
①戈夫曼:《公众中的各种关系》(纽约,1971年)
,第168页。
②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第5节。
③弗里曼(Freman)
:《日常生活社会学导论》(波斯顿,1980年)第142页,转引自J。威尔逊《社会理论》,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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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创造和使用各种规则以说服彼此相信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能力“做”成了社会。
①质言之,社会就存在于“社会之印象”的种种创造、维持及改变的努力中。这就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要义。
克莱伯说得不错,现象学是观念论的一种,只关心人类意识的结构与运作,我们生活的世界被认为是在人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的,了解现象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最佳方式,是把它当作“社会认知”
的一种。
②而其所关切的正集中在人们对“是什么构成了社会现实”
的问题取得一致认识的方式。
现象学社会学家不相信他们的问题可用社会学的标准方法来解决。他们断言实证主义社会学遮蔽了事实,而他们的工作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将惯常的研究方式“搁置”起来,因其对应构成问题的现象视若当然。故现象学社会学自视为一种独特的研究程序,他们探究的世界至今鲜有人涉足,而其处理的问题则是其它社会学家甚至未曾想到提出过的。这些自负的说法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现象学方法对概念构成和资料采集工作所作的细察详审使社会学这门学科更具生气。但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现象学所标榜的常识的推理方法似过分琐碎,而现象学社会学家所获致的结论也与常识无异。特纳不怀疑人们对分享共同世界的感觉是互动和组织的重要特征,但不认为它是互动的唯一动力。
俗民方法论者“极度地主张他们探究的领域是唯一的现实,就
①参阅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262页。
②参阅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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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显得有点愚蠢。“
①
对现象学社会学最具学理的批评集中在其现象学的基础上。现象学被指责有一种唯名论的偏向,它竭力使我们相信社会现象仅在个人的行动和例行公事地确认它们的限度内才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于心灵中。这一指责意味着现象学社会学也未能超越作为实证主义之基本特征的主客二元论,而且深陷于主观主义的泥潭。舒茨大大鼓励了这种倾向。他把社会世界描述为“严格说来我的世界”。
而社会结构的真实性仅限于行动者对它形成观念的限度内。
现象学社会学的唯名论倾向还可归之于它所接受的维持根斯坦和奥斯丁(J。
L。
Austin。
191—1960)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词的意义(推广及至行为的意义)为其使用的方式所决定。脱离语言的使用而孤立地讨论意义就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