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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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否比它所批评的功能主义对社会过程的解释更有效，许多作者对此是心存疑虑的，但它的确体现了对过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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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调整合的帕森斯主义所作出的某种重要的纠正。
达伦道夫也把冲突理论看作是一种局部性的理论，他似乎并不决意用冲突模式取代功能分析模式。他的意图是要保证这两种分析的同等的效力。他说“社会有两副同样真实的面孔：一副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副是变化、冲突与强制。”
①他认为现今的社会学主要关心前者，因此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后者的研究，制定一种社会冲突的理论，它对于解释社会变迁是必不可少的。
把冲突与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达伦道夫与此取径的许多其它作者的特点。他后来的观点在此方向上有所推进，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虽也可以分析一些事物，但冲突理论可以分析得更好。
达伦道夫的社会观基于下列假设，它们与功能主义依据的假设截然对立；（ａ）
任何社会无处不经历着变迁，社会变化无处不在；（ｂ）任何社会无时不经历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无时不在；（ｃ）社会中的每一种要素都对它的变化有贡献；（ｄ）任何社会都基于其一些成员对它的另一些成员的强制之上。
②他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因它把社会的均衡的一面当作唯一的和全面的社会图景。冲突理论旨在回答是什么因素破坏了社会的平衡并导致了社会的变迁。达伦道夫强调变迁的原因必须在社会系统内寻找。因此，
①达伦道夫：“走出乌托邦，社会学分析的重新取向”
，载科塞等编《社会学理论读物》（纽约，１９６４年）
，第２２５页。
②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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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９１５
必须提出一种模型，它使社会冲突的结构性起源变得可以理解。这只有在我们把冲突理解为社会群体中的各种斗争时才有可能。……根据这一假定，特别要提出三个冲突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１）冲突的群体如何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
（２）这类群体中的斗争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
（３）这类群体中的冲突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中的变化。
①
达伦道夫按马克思的阶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的思路来回答上述问题。但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区分的基础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思想，他提出，阶级划分有一个新的基础，这就是统治者与服从（统治）者之间的权威关系。一些人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一切社会组织都基于上层地位与下层地位的区别之上，“在一强制统合起来的群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
中的每一种地位都可被认为不是属于统治的群体就是属于被统治的群体。“
②功能主义的社会体系的生物有机体类比就被这种“强制统合起来的体系”的概念取代了。这个取自韦伯思想的概念，其实是“权威”或“权力”体系的一种繁复的说法。正是这种权威体系导致了社会内在冲突的条件。
执掌权力者的利益与被剥夺了权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
但
①同上，第２１８页。
②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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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可以是明显的，即被明确认识到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即未被明确认识到的，它们是客观利益，是人们所承担的角色所固有的，这样，人类社会遂形成各种潜在的冲突群体，它们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群体，而仅仅是准群体（ｑｕａｓｉ
ｇｒｏｕｐｓ）
，当潜在利益发展为明显利益时，准群体就变为群体，利益群体之间为保持或改变地位、现状的斗争便随之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社会结构或快或慢地将发生变化。准群体到明显利益群体的过渡，类似于马克思的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
的过渡，达伦道夫认为这一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利益群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去压制或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在现代社会中，一旦利益的对立被认识到，就必须通过制度化调节冲突”
，①例如，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要通过工会而制度化。
反过来，工会将成功地从事冲突活动，这种冲突会带来法律和经济领域的变迁，并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引起相应的改变。新的中间阶级实际上就是通过阶级冲突制度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迁所产生的。
马克思、达伦道夫都把社会冲突视为结构性的，都把阶级斗争放在其理论的重要位置上，难怪达伦道夫常被人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俩的分歧大于其相同点。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及斗争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的经济关系；达伦道夫则归之为权威关系，并把这种统治—服从的权威关系模式运用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或组织上，这样，一个处在服从者地位上的个人在另一个群体中或许可能是掌权者。马
①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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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１２５
克思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质，由此引出的是消灭阶级冲突乃至于阶级本身的革命结论；达伦道夫决没有得出超越资本主义，消灭阶级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把冲突纳入社会结构中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因而未触及根本动摇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在这些根本立场问题上，马克思与达伦道夫是泾渭分明的。
此外，达伦道夫的观点在学理上也有诸多不足。权威关系当然是极重要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达伦道夫注意区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多半要倚仗强制力，权威则是合法化的权力，即已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力，这里同样可看出韦伯合法性思想的影响。
但权威关系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财产、地位、声望、生活方式等也是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因素，就这一点而言，韦伯的阶级学说要比达伦道夫更为周全。
其次，权威关系也非唯一的与首要的冲突根源。种姓之间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很少源自于权威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许许多多的冲突产生于意识形态、价值模式及信仰体系。
最后，达伦道夫所说的社会变迁似乎限于权威结构，这一点也不足为信。历史的例外可以举出不少，有时变化是深刻的社会变化，但权威结构却无根本变化，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彼得大帝的改革等。
对冲突理论的批评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把复杂的社会冲突归结为一共同的原则的化约主义错误。大多数冲突论者都有这一倾向，例如，权力对于米尔斯，可欲物对于科林斯，权威关系对于达伦道夫，都是划分社会冲突二分结构的首要且单一的原则。他们把世界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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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权力精英与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过分的简化往往无法把握丰富多彩的社会冲突现实。
第二，与功能主义者将稳定与均衡视为社会的主导秩序一样，冲突理论则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变迁流转过程。
这一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几千年来几无变化的社会（传统社会，部落社会等）的例子屡见不鲜。真理与经验事实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变化是社会的正常属性，没有完全静止的人类社会，稳定也是社会的自然属性，在任何时候，将（社会）结构及不变因素从社会系统中分离出来加以分析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承认社会的稳定的因素。
第三，冲突理论倾向于把冲突等同于变迁，混淆了两个毕竟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它假设变化必然是从阶级、利益、价值的冲突或任何其它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冲突，就没有变化。
这一点也与经验现实诸多不符。
变革而未导致严重的冲突，或冲突并未带来有意义的变迁的例子在历史中同样可以举出不少。
与这一缺点有关的是冲突理论未曾小心区分积极的冲突与消极的冲突，冲突的不同形式及其对不同社会因素的不同影响。功能论把冲突等同于结构性的偏差与干扰，而冲突论走向另一极端，视冲突为不可避免，故都是有益的。问冲突是利是弊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追问的是哪种冲突，什么结果对什么人是有利还是有弊。冲突可能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同样也会导致社会解体。冲突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即可以使社会冲突合法地得以表现，或使冲突制度化；同样，冲突也会无可弥补地毁坏社会组织，导致它的彻底瓦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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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３２５
理论应把这些完全不同的结果都纳入其理论视野中，用一种更广阔更精制的框架代替仍嫌粗糙的理论。
尽管有上述的缺点，冲突理论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分析模式。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的遗漏处，正是冲突理论尤擅胜场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冲突与共识、和谐与强制是同一社会现实的两副面孔。社会现象在均衡与失衡、稳态与紧张、整合与疏离之间持续波动着变化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