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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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眼中的正义不超出，或确切地说没有人认为其超出公民所在的城邦的法律范围。法律产生于契约，而非产生于自然，而自然法则具有必然而本源的性质。

　　　　①

　　　　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对立是希腊启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概念结构，其要点是：第一，自然法具有本源性，而人为法只有派生意义；第二，自然法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而人在历史过程中创造的东西只具历史的价值，只在那单一的情况下有价值；第三，自然法无欠无缺，具有价值估计的规范意义或标准意义，而社会的礼法总是有欠缺的，故必须依据自然法评判既成的法制规章，规范不合自然的礼法并使之有所改善。

　　　　那么，被智者如此铺张扬厉的“自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解决上面提出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的问题，智者学派内对此并无统一的观点。普罗塔哥拉把神分配给一切人的同量的尊敬与正义视为“自然”

　　　　，“作为治理城邦

　　　　①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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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５３

　　　　的原则，作为友谊与和好的纽带“。

　　　　他是在人的原始道德感中找到了实践生活的这个自然，以解决在一个原子主义的世界中的社会团结问题。

　　　　普氏用神话的语言讲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但这如何与其感觉主义、主观主义及相对主义求得一致？

　　　　威柏尔说，智者“只有个人、特殊、个性，原子就是一切，没有国家、社会与普遍东西的余地。”

　　　　①普氏一旦想从普遍性方面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势必与其原子主义的立场相冲突。

　　　　年轻一代智者的自然主义则较为一贯，他们径直把人的自然人性、个人的天性、冲动的素质宣布为自然律。从这一观点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哲学。一种发展为对现实进行批评，直至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彻底的改造。

　　　　从自然的观点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使然。自然要求人人平等，因人人皆为圆颅方趾，人类种族没有贵贱之分，种族歧视及奴隶制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Ａｌｃｉｄａｍａｓ）断言：“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

　　　　②法利亚（Ｐｈａｌｅａｓ）要求所有公民享有同量财产和同等教育。甚至男女政治上平等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对上述作者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现存的秩序如何可能，而是根据自然，现存的秩序是否合理，合乎自然的秩序是怎样的。

　　　　另一种走向极端的感觉主义、唯我论和道德虚无主义。色拉西马库斯鼓吹聪明人不应让自己被法律引向歧途，他只应随

　　　　①转引自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３１３页。

　　　　②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１１页，注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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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西方社会思想史

　　　　自己本性的冲动而行动。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依更高的自然律而行动，这是正确的行为。弱者可能自愿受法律的约束，但他不过是一个蠢人而已，他这样作只会受他人利用。

　　　　①卡里克利斯断言，自然证明，在所有生物中，强者应该统治弱者，但法律是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的，因为弱者总是占多数。

　　　　法律试图使人们平等，然而事实上人们根本不平等。

　　　　因此，强者不应约束自己的欲望，他应蔑视民众的惯例，抛弃非自然的法律的限制，这样，他实际上是在依自然法则行事。对这一派的智者来说，“遵照人为的法律，为人不义是耻辱；遵照自然的命令，遭受不义才是耻辱。”

　　　　②在这样一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中，社会团结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派坚持个人一极求取随心所欲的发展，这样非但不能调适行动的个人与社会秩序，市民的权利与城邦的需要这一对对矛盾，反而加剧了意见的对峙与混乱，导致公民团体的分裂，使自己成了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不良倾向的喉舌。

　　　　苏格拉底在社会思想史上是一过渡性人物，介于智者和柏拉图之间。他的社会思考乃是作为智者学派的一个自觉的对立面提出的，并通过柏拉图的影响获得其重要性的。他同意智者学派的观点：沿袭旧俗的时代已经过去，个人的独立判断须代替权威。但在智者所标榜的感觉、意志和欲望中根本找不到对事物、对人及其行为的评价的客观标准。智者萦回于各人的“意见”

　　　　，最终证明不是囿于一己的偏见，就是陷

　　　　①参阅柏拉图：《理想国》，第２７页。

　　　　②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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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７３

　　　　于各种私见的混战。就感觉而言，人同样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是一个被动体，而非一个主体。苏格拉底证明：正是通过个人取得独立思考的过程，通过解放个人的感情，事情才变得清楚了，在各个领域中人的才能在于他的知识。这是因为，首先，知识不是“意见”

　　　　，而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公共的和客观的认识，知识使我们摆脱了私见的束缚，成为真正能行独立判断的主体，因此，人的本质及主体性在于理性（知识）而非感性（意见）

　　　　；其次，知识给我们带来效用和成功，在各行各业中，最成功、最有用的人乃是那些彻底熟悉业务并懂得其工作对象的人；因此，知识是使我们获得幸福或福利的东西；再次，知识不只具有认知的和功利的意义，还具有道德的和社会的意义。良善的行为基于对善的知识，人一旦有了这种知识，就会乐于行善而不会作恶。例如，公正和勇敢的美德就是知道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行动，“知道如何行动”就是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那样做是“最好的”

　　　　，故可以说美德乃是对善的知识，作恶是由于无知；此外，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公民的美德在于学有所成，尽其本分而贡献于社会，正如上面所说，只有知识能使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从而是有美德的人。一个蹩脚的匠人，一个屡战屡败的将军不能尽其本分，故亦无工匠或军人的美德，甚至不能称其为工匠或军人；而一个不能各献其能、各尽本职的社会必定是无法存在下去的。最后，正因为道德是知识，为恶是出于无知，致德之途就在于致知，要在“认识你自己”

　　　　，而“未经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对人进行道德教育不仅可能而且必需，通过教育可使人知道什么是善，从而引导他到良善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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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西方社会思想史

　　　　路上来。

　　　　在政治生活中，知识也是最可信赖的。这一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格拉底所取的反对民主制的立场。他认为管理政府这个最难、最富有责任心的技术应该只由具有最充分的洞见的人来承担，因此，他坚决反对用抽签或民选的方法来确定政府官员，他主张贤能在位，实行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的贵族政治。

　　　　总之，苏格拉底确信知识和科学已经取得了实践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他自觉地把知识提高到社会的水平，使之人文化，社会化，使之成为人伦道德之所依，社会秩序之所系的基础；这样他同时也就把道德提高到知识的水平，使伦理学科学化。这种知识与道德相统一的观点，乃是启发柏拉图社会哲学的最重要的源泉，《理想国》作者所向往的无非是由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最有智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

　　　　２２柏拉图：理想国A柏拉图生于公元前４２７年，正是伯里克利死后的一年，所以他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长大的。当时疫疠流行，党争不已，雅典城邦危机四伏，柏拉图一生献身于城邦，致力于从政治沉沦与混乱中拯救雅典人。

　　　　年轻时他对政治雄心勃勃。

　　　　他出身名门，其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感情显然在奴隶主贵族一边，因此他瞩望于贵族政治。但他亲眼目睹雅典贵族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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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９３

　　　　种种倒行逆施，最后堕落为可耻的寡头政治，令他痛心疾首，雄心破灭。他厌恶民主制，不仅是出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也是出于他的政治理念：政治乃是一种最高的智慧和艺术，平民政治纯为虚妄。苏格拉底被民主派处死一事，使此种厌恶成为仇恨，终其身魂梦系之，不能忘怀。柏拉图信札第七有这样一段自白，“看到政局混乱，我彷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①这样一个圣哲之王统率的国家就是柏拉图心目中头等好的理想国家。

　　　　失望之余，柏拉图放弃从政抱负，困心衡虑，讲学著书，其政治理想及治国计划集中包括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曾数次到西西里岛游说叙拉古国王，并充任叙王的老师和顾问，试图实践他的“理想国”的政治主张。但他的一切政治实验均告失败，不得已无功而返，在雅典创办学园，教授生徒，舍正义而思刑赏，弃德化而谈法治。

　　　　在其最后一本著作《法律篇》中，提出所谓“第二等好的”国家，即法治国家。但柏拉图始终相信，“圣哲之王”的国家乃是最好的国家。

　　　　柏拉图思想出自许多不同的来源，就其社会政治思想而言，给予他最大影响的两个人物当数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鼎盛年约在公元前５３２年）。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接受了贤人政治的主张和对道德教育的首要关怀；从毕达哥拉斯那里，他接受了万物按数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