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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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救国军阮清源纵队和郭路洲纵队，在三至五日内必须徒步赶到上海。
从戴笠发出的这些指令来看，他的目光已紧紧地盯住了上海这个地盘。
为了抢时间，戴笠在淳安就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在任命电中，戴笠要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汉奸内部生变和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戴笠后来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在这期间，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遂给程克强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强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后，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非常重要。应该说，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对接收上海的工作，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是对头的。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但是，周佛海对在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政府里的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此时，周佛海既为自己能在这以前就及时转舵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感激不已。
不过，周佛海毕竟是个有心眼的人，戴笠是要他维持上海的秩序，等候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接收，而这“等候”两字是很有讲究的。在这“等候”期间，如果不出差错那最后的结果尚有可为，而一旦出了乱子就很有可能被戴笠抓住把柄借机除去。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强，把要实行的重大任务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员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其实，这时的周佛海如何做才算是尽职的，戴笠已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衡量了。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归属于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和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的眼光盯到了稳定上海的经济上。当他找特地从重庆赶来淳安的邓葆光个别谈话时，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的方案。戴笠对邓葆光说：“此事马虎不得，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并报给委员长，我要让委员长看到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看得出，戴笠为了使蒋介石看重军统局的分量可谓用心到家。
戴笠为了使邓葆光到上海能尽快地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再三吩咐邓葆光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周佛海大家已知，这周作民笔者在此叙说几句。戴笠所说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利用与日蒋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的业务。香港被日本军队攻占后，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并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诱，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帮日本人做事，却暗中与戴笠保持着联系。而且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使用的一部电台，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开森路的公馆内。有段时间，当军统在其它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后，戴笠就是通过周作民公馆里的这部电台与上还的潜伏人员保持联系的。除此之外，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义救国军八十多两黄金以及给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局在经济上的后台老板之一。正由于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邓葆光到上海后必须要找周作民。
上海的接收工作在戴笠的安排下进行的较快，而对伪首都南京的接管就不那么顺利了。
问题出在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的身上。
在周佛海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戴笠立即委任周镐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南京的接收工作和临时治安，并要周佛海从伪税警总团抽调出二百多枝短枪交给其妻舅杨佐华，由杨佐华组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然后派到南京以加强周镐的力量。此时，戴笠的意图是不管上海的指挥部还是南京的指挥部，都是“维持会”的性质，只要维持到中央的军队到达指挥部的工作就算圆满完成。对这一点，周佛海是早已心里有数，所以不敢多说一句话，做事更是谨小慎微。但是周镐自认为是军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身份不一样，戴笠所说的“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再说，周镐当时是奉戴笠的命令深入到日伪的“心脏”地带，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到抗战胜利，现在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他心里怎么都不舒服。为此，周镐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要趁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中央军还没有到时，向日伪组织直接受降以建立自己的功绩。
于是，就在周镐宣布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后，在戴笠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作出了几项大的决定：一是接管了伪《中央日报》和原来由周佛海控管的《中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汪伪的财政部和中央电台等重要部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命令所有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对在南京的主要汉奸进行逮捕；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这事关肃奸和接收日伪财产的事就是戴笠也无权作出决定，而要听从蒋介石的统一指令。至于向冈村宁次宣读受降书，则必须由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才可以进行。由于周镐的这些行动都是打着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的，谁也弄不清楚他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伪军不敢干涉，周佛海以为周镐执行的是戴笠的命令也没有多问。可就在这个时候，周镐在指挥逮捕汉奸的过程中，因为行动不慎，打死了汪伪政俯的陆军部部长。
此事，在汪伪高层的汉奸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陈公博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陈公博并不清楚周镐的真实身份，始终认为他是周佛海的人。既然周镐敢于这么大胆地采取这些行动，陈公博认为肯定是周佛海在背后指使的。于是，他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的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包围了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的住宅，扬言要干掉周佛海。周佛海顿时感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妙，就急电向戴笠报告了南京的情况。戴笠得知南京的情况后吃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周镐会做出如此的举动，而这些举动会给他戴笠带来众多的猜疑，这些猜疑一旦让蒋介石知道了蒋又会怎样想呢？戴笠想到这里不由得对周镐有了怨恨，他立即授意周佛海采取断然措施限制周镐的行动，同时下令由南京先遣军司令任道援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命令后才明白了原因，但他此时此刻要对付周镐还有难度，惟有的办法就是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行事。过后，周佛海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的密谋策划，由小笠原将周镐骗到日本军司令部后当场将其扣留。然后，由周佛海出面将南京被捕的汉奸全部释放，并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又受戴笠的指示，经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了他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送到上海关押审查。被关押审查的周镐始终没能明白自己落到如此下场的原因，直到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后才被释放。
周镐走出监狱后，军统局里有人告诉了戴笠关押他的原因：一是怀疑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不听从指挥是受了新四军的指使，是另有所图；二是怀疑周镐的妻子是共产党员，并且当时结婚的场面搞得太大，违反了军统的纪律。其实，这些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南京是国民党的旧都，蒋介石把对它的接管看得十分重要。蒋介石一方面发布命令要南京的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的新六军到南京。在这期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新四军抢先进入南京城。而此时南京周围的形势对国民党来说确实非常危急，距南京仅一百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离南京更近的芜湖已被新四军包围，部分新四军的游击部队已接近南京市郊，市中心新街口一带到处可见新四军张贴的传单……还有使蒋介石和戴笠同时心惊的是，原汪伪南京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投向了新四军，使南京城的防卫更是岌岌可危。为此，戴笠深知在中央军没有到达之前，要防止新四军入南京城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了。然而，周镐既不明白南京周围的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