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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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看”也不是东看西看，而是要认真观察在现实人类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复杂性。描述功能固然是语言的一大功能，但却不是唯一的功能，钱可以用来买东西，但也可以用来去旅游，甚至也可用来折一只纸飞机，认为语言只是用来指称外界的事实，就如同认为钱只能用来买一种东西一样。

　　　　“这是一个苹果”这句话固然让人想起它是指一个苹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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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７９３

　　　　“滚开！”

　　　　“啊唷！”

　　　　“救命！”

　　　　“好！”

　　　　“不！”你能否还想叫这些词指称一个什么对象？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数字？哲学家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就跟喜欢发问的小孩子一样，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之后问大人：“这是什么？”

　　　　哲学困惑的一大根源就在于为一个名称找一个对应的实体，这是一种精神束缚，哲学家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他该脱下这只逻辑形式的紧脚鞋，踏上“生活形式”的粗糙地面上来了，哲学病主要起因于“偏食”

　　　　，它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语言不是干巴巴的命题体系，而是丰富多采的“语言游戏”

　　　　，描述性命题本身也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发命令、报告一件事情、思考一件事情、作假定、画图表、编故事、猜谜语、开玩笑、请求、感谢、喝斥……有多少种语言的使用，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而这一切都最终奠基于“生活形式”之中。

　　　　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

　　　　“什么是象棋中的象”？这不能靠测量文的体积、重量来确定，它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使用它，它在象棋中起什么使用。这一思想与《逻辑哲学论》迥异，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最终是有名称组成的，一个名称代表一个事物，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事物，其结合则代表一个原子事实。因此“甲信Ｐ（命题）”

　　　　、“甲想Ｐ”

　　　　、“甲说Ｐ”是一样的，它们只涉及一些事实及其对象的配合。在《哲学研究》中，Ｐ的意义并不在Ｐ本身，而在于Ｐ是如何使用的，在于使用Ｐ的语境。

　　　　“这是红的”

　　　　，可以是指着一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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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说的，可以是舞台演员的一句台词，可以是特工人员的联络口令，可以是英文“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ｄ“的中译，等等，Ｐ离开使用的语境便不具任何确定的意义了。很多哲学谬误之所以产生往往就是因为把一些抽象的说法从其语境中割离出来。本来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明天９：３０分见“

　　　　，“上班不要迟到哟”

　　　　，“我提前３分钟交了卷”……但哲学家却偏要问“时间是什么？”于是本来很明白的问题便越想越糊涂了。

　　　　任何游戏都得守规则，足球只能用脚去踢，但篮球就不行，为什么？这里没有道理可讲，这是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语言游戏也有自己的规则，语言游戏的规则即所谓的“语法规则”。语法规则不只是语言学意义上语言规则，而是指决定一个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规则，一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分清哪些是表达事实的句子，哪些是表达语法规则的句子。

　　　　比如说“这根测量杆有３米长”和“一个欧几里德三角形内角和是１８０°”

　　　　，这两个句子表面的语法形式是一样的，但哲学的语法分析却表明，前者只是作为测量的实际结果，它的真假可以通过公认的测量步骤加以确定，因此说“这根测量杆有３米长吗？”是有意义的；而后者只是一个语法断言，它是说在欧几里德几何系统中三角形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因此问“一个欧几里德三角形的内角和真是１８０°吗？”就像问“为什么足球用脚踢而不用手打？”

　　　　一样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是规定。

　　　　又比如“我有牙疼”和“他有牙疼”中的“有”的语法作用是一样的，但其深层的哲学语法却根本不同。

　　　　“你怎么知道你有牙疼？”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不知道我是否牙疼”也是荒谬的，但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牙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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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有意义的了。因此关于疼的“有”的语法单称第一人称的现时态和其他人称的使用是不相同的。顺便提一下，牙疼的例子在维特根斯坦的讲堂上被反复使用，以致有人戏称为“牙疼俱乐部”。

　　　　凡规则都是公共的，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公开的实践活动，因此并不存在私人地遵守规则，也就不存在什么“私人语言”。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语言”有其独特含义。私人语言不是指用公共语言来表达个人的心理感受如记日记，它特指一种只有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才能了解的语言，别人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解释这种语言的意义，也不能用观察来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因为只有语言的主人才知道这些符号的意义，它是他直接的私人感觉。私人语言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唯我论和不可知论的一个典型，唯我论尽管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哲学上却也是最难加以反驳的，一个唯我论者完全可以主张：我只能相信别人牙疼，但如果我牙疼，我就知道牙疼，因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否真的牙疼，别人只能推测。

　　　　维特根斯坦的反驳是，私人感觉是无法通过私人语言来指称的。比如讲一个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马上在日记中将之记下姑且说是Ｅ吧，从此以后，一旦他有类似的感觉，他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Ｅ又来了”

　　　　，这看起来顺理成章，但维特根斯坦要问：你怎么保证后来的感觉就是Ｅ？

　　　　有什么标准可以断定这一点呢？

　　　　标准是没有的，当然日记的主人会说：只要对我来说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但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谈论“正确”这个词了，因为正确这个词只有在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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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下才能被有意义地使用。

　　　　至于说只有我才知道我牙疼，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句话中的“知道”是毫无意义的。牙疼的人可能捂住腮帮，也可能呻吟不已，甚至在地上滚来滚去，因此说“我牙疼”并不是说关于我所遭受到的牙疼的知识，而是在宣布牙疼，是牙疼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说“我知道我牙疼”的实际意思无非是“我在牙疼”而不是说我知道有关我牙疼的知识。因此对于“我牙疼”这样的句子说“我真在牙疼吗？”或“我不知道我在不在牙疼”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唯我论的不可知论不是不可反驳的，也不是错误的，而是从根本上说是无意义的。

　　　　哲学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争辩，甚至也不在于论证，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清除这些问题。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能够达到健全的人类理解观念之前，先得治好他自己的许多理解方面的毛病。当哲学家使用“知识”

　　　　、“存在”

　　　　、“客体”

　　　　、“我”

　　　　、“命题”这类字眼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就得时时提醒自己：“这些字眼在一种语言中、在‘它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是这样使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的老家。哲学不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只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它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由于一切都在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使我能够在想要从事哲学的时候罢手不干——使哲学得以安宁，因此哲学不再受它自身制造出来的问题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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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对他来说再一次成为没有什么好搞的劳什子了，他私下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

　　　　、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他对身边的医生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便沉默了，当然这一次是永久的沉默了。

　　　　二、硬心肠的维也纳学派

　　　　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在哲学史上的划分由来已久。休谟在其《人类理解研究》曾对此划分做过一段经典的表述：抽象科学和论证的唯一对象是量和数，经验科学则只涉及事实与存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依这一原则去巡游一下图书馆，我们必然会造成什么样的浩劫呢？如果我在手里拿起任何一卷书来，例如一本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书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它包含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它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进烈火中：因为它包含的不过是诡辩和幻想。

　　　　休谟这一问确实问出了问题，不过他却忘了问一下：《人类理解研究》是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不是。那么它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

　　　　也不是。

　　　　这样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休谟疏于此问，不然我们今天就读不到这样一部颇有影响的哲学名著了，也就更不知道他曾提出过这么一个焚书的建议了。

　　　　休谟的香火终于延续了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自然科学的命题与逻辑、数学命题之外的所有言说斥为胡说，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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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谟的影子在里面，至于受维特根斯坦影响颇深的维也纳学派更是将休谟的精神发扬光大，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学派，维也纳学派成立于本世纪的２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