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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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诗。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在这里，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替郭沫若纠错。特意提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加以强调，一方面说明这两句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另一方面也说明郭沫若对这两句的解释，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但毛泽东的改写稿，未能及时返回郭沫若。《人民文学》仍按原样发表了郭沫若文章。直到1991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郭沫若文章的手稿，此事才广为人知。郭沫若生前是否知悉此事，不得而知。好在即便他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几次三番地更正自己的看法，结果还是“错了”，——这种情形在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生涯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上阕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郭沫若这样解说“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也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枯木朽株”四字和“齐努力”联在一起，一定令郭沫若很头痛。他先是说“两方面来解释”都可以，话说得有些含糊。但最后还是说“枯木朽株”指“正面”的力量。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枯木朽株”解》，说自己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把“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完全讲错了”。郭沫若指出，“枯木朽株”四字“出自司马相如《谏猎疏》”，而“枯木朽株齐努力”，“是说腐恶的敌人都在拼命。于是便把‘枪林逼’三个字紧逼了出来。”这是说，不但“枯木朽株”指敌人，“枪林逼”也指敌人那边了。郭沫若并且说：“我得到这进一步的了解，我自己很高兴，但同时也很遗憾，遗憾的是我把主席的词解错了，使不少读者受到迷惑。我在这里深切地表示歉意。”＇8＇十天后，郭沫若又写了《“温故而知新”》，说在《“枯木朽株”解》中，以为这四字出自司马相如的《谏猎疏》，是弄错了，应该出自邹阳的《自狱中上梁孝王自明书》。但邹阳笔下的“枯木朽株”实际指可以“为万乘器”的坚实良木，邹阳要以此自比，便在修辞上自谦一番，加上了“枯朽”二字。在邹阳笔下，“枯木朽株”实际指好东西；在司马相如笔下，“枯木朽株”则指坏东西。那么，在毛泽东笔下，到底指什么呢？郭沫若说：“我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讲了为友，在《‘枯木朽株’解》中作了更正，又讲了为敌。读者有人写信来提出意见，以为仍应该讲为友。如果根据邹阳的用法，可能主张为友说的朋友会更加自信了。”怎么办？郭沫若说应该抛开司马相如和邹阳的用法，而根据当时的“战役形势”来理解：“了解了这样的形势来读主席的词，那就只好把‘枯木朽株’解为腐恶的敌人。邹阳为了自己谦虚，可以把好木料形容为枯朽；但毛主席决不会谦人民之虚，而把人民群众形容为枯朽。”并且说：“‘温故’自然是温司马相如文词之故，‘知新’则是知毛主席思想之新。”＇9＇那么，在毛泽东的本意里，“枯木朽株”到底指什么呢？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时做了说明：“‘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而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以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宵入，枪林逼。’”＇10＇
四
有时候，过于牵强附会过于无视常识后，郭沫若也会觉得不妥，从而出面自我纠偏。
《诗刊》1959年1月号发表了郭沫若的《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问》，其中这样解释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但是旧时代也有享福的人，他们坐在地上不动，一天就游历了八万里。为什么？因为地球的圆周是八万华里，地球自转一周，坐在地上不动的人，也算作了一次逍遥游。从前周穆王才不过“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巡天”是说地球公转吧。一天要走五百多万华里，在太空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星星，据近年研究有一万个以上。性质和银河相似。“一千河”是指这些星云，“一千”只言其多，非确定的数目。但似乎也可以改为“十千”。从前唐明皇和叶法善游月宫是很逍遥的故事，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还要抖？……旧时代千年万代都是一样，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郭沫若的此番解说，人们没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在“旧时代”，“不劳动”而“享福的人”，与劳动而受苦的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前者生活在地球上，后者没有生活在地球上，这样，才能让地球只带着前者动而不带着后者转。或者，二、在“旧时代”，当地球转动时，只有“不劳动”而“享福的人”在跟着动，劳动而受苦的人则不为地球所动。三、在周穆王的时代，地球是并不转动的，这样才能让后来地球转动时代的“不劳动的人”比周穆王“还要抖”。四、在新时代，地球又不再转动了，因为“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任何一个今天的小学生，都能看出这解说的荒谬。
郭沫若的这篇答问在《诗刊》发表后，《人民日报》立即转载。郭沫若“审慎地把全文阅读了两遍”，才发觉有“不妥当”之处。于是，马上作文更正。在更正文里，他承认自己对“坐地”、“巡天”的解释，“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而他之所以“自己来改正”，是“免得以讹传讹”＇11＇。——这样的谬误，居然要“审慎地”读“两遍”，才能觉察到，而如果郭沫若自己不出来改正，就会“以讹传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以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但这样的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毕竟发生了，原因何在呢？
要明白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为何一再出洋相、闹笑话，还得先明白郭沫若为何那么积极地充当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可以想见，1949年后，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是令郭沫若万分欣喜的。1949年后，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其使命其实就是充当“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捍卫者和称颂者。然而，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从政治身份上来说，轮不到郭沫若唱主角；从个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说，也不是郭沫若的“强项”。即便是宏观地和原则性地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郭沫若也不配挑大梁，因为自有周扬这类更有资格也更受信任的人在。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前，在阐释毛泽东时，郭沫若的角色是有些暧昧的，这块蛋糕中并没有哪一份明确属于他。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可以唱主角、挑大梁、当权威的地盘。说得更直白些，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固宠”和“争宠”的基地。环视四周，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有谁能与郭沫若争胜呢？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可与郭沫若对垒者，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无法与其相埒；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可与郭沫若铢两悉称者，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对于郭沫若来说，某种意义上是天赐良机、天掉馅饼。
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还不能保证郭沫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要使权威不被动摇，就必须绝对保证政治上的“正确”。那个时代，文艺的政治性是第一的，其实也是惟一的。文艺创作必须为现行政治服务，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郭沫若在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针对文艺界发言时，也总坚决地宣传、强调着毛泽东的这一要求。那么，在阐释毛泽东诗词时，郭沫若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全力挖掘毛泽东诗词的政治意义，当然会极力把毛泽东诗词与现行政治挂上钩，为此不惜牵强附会、“失诸穿凿”。毕竟，再牵强、再穿凿，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误，甚至越牵强、越穿凿，在政治上越安全。而只要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不犯政治错误，权威的地位就是稳固的。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都提出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而郭沫若则认为，毛泽东诗词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1958年《红旗》第三期上，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文中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