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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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枚印章，在柳亚子生前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麻烦，恐怕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并不太多。柳亚子再狂，在1949年后大概也不会轻意以此示人。柳亚子于1958年辞世。为了在196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周恩来又派专人到柳家，动员家人捐赠遗物。柳亚子家人于是将大量柳亚子遗物捐献出来，其中就包括这两枚印章。“兄”与“弟”、“大儿”与“小儿”，在博物馆静静地躺了三年，倒也无事。1966年7月，它们被康生发现。这样的“敌情”当然令整人老手康生兴奋不已。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以老迈之躯而在“文革”期间死于“红卫兵”的拳脚之下，岂不太惨。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没有一笔勾销。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14＇。

以上是柳亚子的身后事，不说也罢。我们还是回到他生前。1946年初，柳亚子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各种场合为共产党“说项”，为共产党辩护，为共产党造舆论。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士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柳亚子：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按：即谭平山夫人孙荪荃）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引按：此为柳1945年秋所写《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的两句），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敬颂

道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15＇

“未必牢骚便断肠”

1949年2月下旬，柳亚子应毛泽东之邀，从香港北上。这时的柳亚子，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兴奋的。这是在途中写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作》：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向北溟。

柳亚子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柳亚子觉得自己就是那鲲鹏，只不过庄子笔下的鲲鹏是由北向南，柳亚子则是由南向北而已。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

柳亚子后来的头衔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4年，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常理”度之，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并不低，柳亚子似乎没有理由不满意。但柳亚子的心态，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在起身赴北平时，柳亚子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怀着很高的期待的。他后来是否满意，取决于他这种期待得以实现的程度。如果他的期待得到的与实际得到的，落差很大，他就有“理由”很不满意。

22日，在致上海的毛啸岑信中，他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16＇其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柳亚子便使用了此种语言。“有利可赚”云云，其实正表明了他的待价而沽。

柳亚子于1949年3月18日抵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率人在车站迎接。翌日晚，叶剑英又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柳亚子写了《叶剑英市长来迓，赋呈一首》，最后两句是“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意思是说，怎样报答共产党的盛情呢，只能在打过长江一事上献计献策。——他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有共产党人所不及的奇谋良策。在共产党人中，他认为惟一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是毛泽东，其他人都颇不足道。抵北平后，这样的狂语，不但仍在继续，甚至要刻意如此强调。在《为韦江凡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中，有句曰：

除却毛公便柳公，

纷纷馀子虎龙从。

这意思是说，毛泽东与柳亚子，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呢？

在这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

一代文豪今属我，

千秋历史定称翁。

这意思是说，在文的方面，我柳亚子天下第一；在治国平天下上，毛泽东第一。这又似乎要在一文一武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了。在《次韵和平江四首》中，又有这样的句子：

留得故人遗句在，

北毛南柳两英雄。

自1935年到达陕北，毛泽东就一直在北方活动，柳亚子则一直在南方，故柳亚子有“北毛南柳”之语。

当时的北平，各路人马云集，可谓人才济济。但柳亚子只把毛泽东一人放在眼里。在这种时刻，一再强调只有毛泽东才配与自己比美，恐怕不仅仅表现的是性格上的狂，还表现了对未来政治权位的期待和暗示。

但柳亚子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失望。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柳亚子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民革”的筹建过程中，柳亚子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民革”在决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柳亚子最初却被排除在外。一开始，“民革”可有六人出席新政协。这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说，也是由中共中央确定。后来“民革”的名额增加到16人，柳亚子才得以出席＇17＇。虽然最终是出席了，但柳亚子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

以柳亚子的自我估价，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应该单独召见他，向他请教种种政治大计。但实际上，毛泽东迟迟没有与他单独晤面。这段时间，毛泽东要一表一里地准备两件事。筹划与国民党的“和谈”，这是“表”；积极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里”。尽管柳亚子认为，这两件事他都能够和应该“掺和”，但实际上两件事都与他无关。军事行动固然不容他置喙。与国民党的和谈，毛泽东要找的也是李济深、黄炎培、傅作义、章士钊这些人，不可能与柳亚子这样的人商量。看着同住六国饭店的一些柳亚子本不放在眼里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毛泽东召见，柳亚子心里的悲凉和酸楚，可想而知。

柳亚子一到北平，就急着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衣冠冢。他要求派车，却迟迟不见答复。而当时同住六国饭店者，有人是配有专车的＇18＇。在四月一日日记中，柳亚子写道：“夜，餐时与任老（引按：即黄炎培）夫妇及寰老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19＇从这里可知，黄炎培是配有专车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车，也就算了。可有一部分人是有车的，而柳亚子却不属“有车一族”，此事也应给他以相当剌激。《感事呈毛主席》中那句“无车弹铗怨冯驪”就是这种刺激的反应。

1949年3月24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42人的筹备委员中，虽有柳亚子的名字，但在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中，却没有柳亚子的座席。七月间，文代会正式召开后，在全国文联的领导层中，自然也没有柳亚子的名字。虽然柳亚子最自负的是“政治才能”，但也是认为“一代文豪今属我”的。可现在，不但政治上被冷落，在文艺上也“怀才不遇”，怎能不让他牢骚满腹呢。这时候，他一定屡屡回忆起在国共相争中对共产党的支持、拥护，甚至有了悔不当初的心绪。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发出“头颅早悔平生贱”这样的“牢骚”。

柳亚子是怀着满腔春意来到北平的，但很快心态就给人以由春到冬之感。柳亚子的“牢骚”当然首先指向毛泽东。1949年2月26日，柳亚子开始记《北行日记》。在这“席卷南溟向北溟”的日子里，柳亚子在日记里自然免不了时时提及毛泽东。在开始阶段，柳在日记里提到毛时，都称“毛主席”。但后来，“毛主席”则常常变成了“老毛”。例如，6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许，偕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议，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20＇从“毛主席”到“老毛”，其间心绪、情感的变化自不待言。这天日记中所说的“文研会”，也颇值得一说。这所谓的“文研会”，全称是“北平市文献研究会”，是柳亚子自己张罗起来的。在这样的时候自行张罗这样的组织，似乎有点另起炉灶之意。而在这样一个自己张罗的组织中被选为主席，竟也颇有几分得意，称为“黄袍加身”，真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