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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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1945年行将结束的现在,我的知名度又有很大的增长,对我的评价比早先要高得多,我经常听见说,我有“世界的名声”。
经常有外国人来拜访我,我收到难以计数的信件。大规模的通信成了我的不幸,因为我不爱写信也不会写信。有时我陷入必须回答的大量书信的绝望之中。令我惊奇的是,我成了很受人敬重、受人景仰的人,这却意味着我几乎已经是生活的导师,智慧的指导者。这完全不适合我的自我感觉,我想使我的自传的读者相信,我完全不是受敬重和有威望的人,完全不是生活的导师,而只是真理和正义的追寻者,造反者,存在主义哲学家,应在这个意义下来了解我的哲学的集中的存在主义性,但我不是导师,不是教育家,不是指导者。 我的不断增长的知名度很少给我以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一般地我很少相信这个。我很少有虚荣心。我有很强的忧郁症因素,但是由于我的矜持和喜欢尖锐喜欢开玩笑而没有人发觉。 所有这些与我生活的很不幸时期巧合了。莉季娅病得很沉重,颈部肌肉麻痹,说话和吞咽食物困难愈益增加。 她对待这样痛苦疾病的态度是惊人的。她的力量衰退了。在1945年9月底莉季娅逝世了,这是我的生活中最痛苦又具内在意义的事件之一。 莉季娅的死不是痛苦的,她是有崇高精神的人。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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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953
她的死亡,我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验。莉季娅有异乎寻常的信仰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我在别人那里没见到过。 由于她的精神的张力,她的死是高尚的。 她直到最后意识都是清醒的,说话很准确,几乎到最后她一直在写诗;写得很漂亮,我想出版她的诗,她自己对此并不热衷,她没有任何的虚荣心,而有很强的贵族气派。 她一直在读神秘主义的书并作读书笔记。 她最清楚自己属于未来的圣灵宗教,但一直保持着与教会的联系。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到她的房间去,我们进行关于精神——神秘主义的谈话。 我是如此地喜爱这段时间,全部时间都在回忆过去了的事情。亲人、喜爱的人的死亡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她一去不复返,不能接受她去世所形成的空虚,不能接受人的存在的终结。 基尔克果认为人的存在是最后的真理,不可能没有会面和永远一起生活的要求。 在莉季娅死后,由于对她的全面的爱使我很容易动感情。 我讲了关于死亡的一个方面,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方面。 死亡不仅是最大的恶,死亡中也有光明。 在死亡中有爱的坦露,只有在死亡中存在最高的爱的坦露,爱成为特别热烈的并转向永恒。 精神的交往不仅继续着,而且特别强烈与集中,甚至比生时还要强烈。在莉季娅死前我告诉她,她是我的生活的巨大精神支柱。 她写给我说,这个支柱将继续存在。 这是对的。 这时我还想到死亡的意义问题。 对于去世的亲人,人们很难想起他们不好之处,而可能想起他们生活中好的地方。 一般的智慧认为,关于死人不应当讲他坏的方面,应当讲他比较好的方面或者缄默不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 在死亡中有变得高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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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自我认识
西,死人的脸有时是美的,因为人为了永恒而开始改观,脱离了所有的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造性地主动地回忆死去的人,只能想起他比较好的地方,那是因为这是参与了对人的改造,积极地帮助了这种改造。 当在历史的展望中开始谈论和书写关于死去的人是坏的,甚至人们以正义的名义长久地这样谈论时,那是因为死去的那个人又回归到地上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善从恶转化而来,光明从黑暗转化而来)。那时,人是在展望中去看待他的改造和高尚的。 对于我们,死亡仍然是奇怪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恶,是不能忍受的离别;它又是彼岸的光明,爱的坦露,改造的开端。 爱与死是联系着的。 但是,爱比死有力量。 死是离别的悲惨,同时又是精神交往的继续。 当亲人去世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时会感到,与死亡比较起来,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是在时间中的事件,这样就谈到时间的权力问题。但是,时间同样是事件,它是面向永恒那个方向的时间,我体验了莉季娅的死,投入她的死,我感到死亡成了很少可怕的事情,在死亡中体现了某种故乡的东西。 我仍然和妻子,和亲人们,和特别令人感动地关心我的人们在一起。不能想象,如果她离开了这种生活,我如何能够生活。每一天我都与她进行智力的和精神的交谈,有时进行争论。 她很好地理解我的思想,离它们很近。 我对她的关系始终是独特的。 我想,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我的自传的读者不会更好地理解的。 冲突在地上生活的限度以内是不能克服的,它们在永恒的生活中能否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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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163
G我何时也没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这是与我的生活之不协调相联系的。 应当重复地说,我任何时候也不属于使感觉居于思想和意志之上的软弱的——消极的空想家。 为了了解我的特点,认识我的生活感受,重要的是了解我对那被称作“幸福的生活瞬间”的态度。 我何时都不相信在这个世界条件中的幸福,但认为幸福的瞬间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始终都不满足于不是永恒的而是时间的细碎的部分。 对人来说,喜悦永远是需要的,用别的不可能支持生命,对我来说,喜悦也是可能的吗?
在青年时代,我向往特别的生活热情,我的生命按通常的时间计算是在走向终结,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精神的衰老,甚至没有感到灵魂的衰老,我的敏感性,我的感受性几乎和青年时期一样地有力,我感觉自己是神奇般地年轻(非肉体的)。
但是,当我有比较高兴和喜悦的瞬间时,我立刻想起莉季娅已经不在了,回想起许多其他人全离开了我。 对我来说,喜悦永远是立刻被关于死亡的思想,关于人类苦难的思想,关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非正义性思想,关于所有事物的短暂性和易损性的思想所扫光。 仅仅存在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一直能完整地体验生命的热情和喜悦,这就是我的理智的哲学创造的领域。 在那里我不会被分裂。 创造地思维和写作是我的生活的不变的肯定的内容。 我如果不构思新的著作,那就不能是我。 我只能那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灵魂的净化。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不同的迫切的问题的文章,文章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然而我却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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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自我认识
生活于哲学书籍的构思之中。 这本书应当是阐释真理与公开性问题的①,是阐释上帝问题即所有问题之上的问题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上帝使我的全部生活受折磨。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信那样的上帝。 这不是轻率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结论,而是严肃的和深刻的。 它是有益的,能够具有净化的意义。 必须彻底净化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它导致不信上帝。 必须批判启示录,揭露在启示录中存在的人所附加的成分。 必须射入光明,以使人的创造能够丰富自己的神性生活,这是人对上帝召唤的回答。 为此,必须拒绝静态的上帝概念。 这是我基本的课题。 有时我感到,实际上我一直在写着这同一个课题。 每一次当我写作新书时,我都在想捕捉对我来说最后的东西。 使我苦恼的是,人们不好理解我。 准确地说,我自己是有过错的。 我很少解释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的矛盾。 我很清楚,我的主要思想是不好认识和理解的。 我的读者有时运用我的思想于自己的目的,有时便背离了我。 我怀疑,新书的出版能否对此有所帮助。 我的思想是很动力学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这种动力性中。 然而,人们理解静力学思想比较容易。 我的系统推论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较差,这妨碍了对我的客体化的中心哲学思想(它与我的存在主义体验相联系)的理解。 在我这里能找到与当代某些哲学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贝斯,特别是伯麦的联系点,按哲学的形式来说我与巴德尔有亲缘关系,虽然我和许多人都有分歧。我与基尔克果认识的很晚,只是在一点上与我们相像,
①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构思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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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J。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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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47年的补充
1947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