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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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行干扰。从童年起我与女人交往要比与男人交往容易，友谊的关系干扰了我对思想冲突与断裂的爱好。关于我能够忍受的和不能忍受的形成了对立的意见，我已经解释过，正确的或者是这一个，或者是另一个，这依赖于在我的意识中那个因素的指向。 我最不愿意指责人们，是很宽容的，但是我却常常责备自己。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最好的朋友。 当思想是与道德上的斗争有联系时，我在思想上就不能容忍。 我难以忍受自由的敌人，但我又很好地意识到人的机巧和矛盾的本性，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可能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 思想上的纠纷有时和我与人们的交往搅和在一起，这样，与人们交往的快乐就消失了，爱的兴奋就消失了，因为思想上的嗜好比感情上的嗜好要强烈得多。 我经常感到奇怪：有男人的世界，也有女人的世界，甚至当有真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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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亲密的交往时，相互之间也表现出闭关自守和不可洞察。甚至当女人和男人说同一种语言时，他们都在说出的每一个词中放入了不同的意义。 高尔基的经验令我信服：人们一般是不能很好地相互了解的，不能很好地相互听清对方的话。别人的个性对我来说一直是无法洞察的秘密。 爱情是这种奥秘中诚恳动人的体验，而奥秘则藏于更加深处。 很可能，需要如此。 交往问题是抑制孤独的问题。 有趣的是，和观点相同的人交往一点也不能克服孤独感，有时甚至增加了孤独的痛苦。我在巴黎生活了近２０年，在这段时间里巴黎成了俄国的文化中心，在那里居住着很多和我过去有联系的甚至亲近的人。 更多的交往则是与新的人交往。 我长年没有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会见，他写了反对我的粗野文章；和司徒卢威也中止了会面，他也在刊物上十分尖锐地指责我。 和卡尔塔谢维依也几乎没有会面，我们在政治上分歧很大。 同样，也没和扎依采夫、穆拉托维依会面，和布尔加科夫没有完全中断联系，但我们会面非常少，而且多数是在事务性会议上。我担心，如果我们痛苦地会面，将使意见分歧更加尖锐。 一直保持旧的关系并且巩固起来的是与舍斯托夫的关系，我们之间有着最有意义的交谈。 也有新的友好关系产生，最有意义的是和女修道士马利娅的关系，她死于德国，死于演奏会的场地。 我认为马利娅的母亲是侨民中最有意思的妇女之一。她的生活，她的命运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命运，她的个性中有着俄罗斯圣洁妇女的那种迷人的特点：面向世界，渴望减轻人类的苦难，牺牲精神和勇敢。我很喜欢卢宁，同样也喜欢弗达明斯基，他们特别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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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精神，渴望实现社会正义，为了这个理想可以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还十分喜欢菲多托维依——具有很多才能的人，思想很细致，热爱自由；格尔申克伦——有很高的文化，很具个人特点的人；莫楚利斯基——很有天赋的作家，在理解别人的思想、评价别人的作品上有特殊的才能。在西方我所结交的朋友中应当回忆可爱的利伯，他有特殊的才干，是瑞士的神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 他对俄国和俄国人爱得着迷，他有一个神奇的俄国图书馆，他请人称他为菲多罗。 依万诺维奇，虽然他是法国人。 和他的交往是真挚的、无条件的。 在他那里有俄国式的模糊。 他是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和智力兴趣的人，同他谈话非常有意思。 他对俄罗斯思想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他在巴尔特和俄国宗教哲学中间感到被扯成两半。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回忆他使我高兴。同样使我高兴的是回忆牧师波尔，他写了论述我的书。 我感谢他高度评价我的思想。我与这些人实际上是思想一致的。 在我的家里，经常集会和讨论精神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问题。 通常人们在我这里都觉得很好，很舒适，但舒适不是我创造的，而是我的亲人们创造的。在被放逐的年代里，我们在晚上大声地读书。通常由莉季娅来读，她读得很好；然后是若妮重读，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俄国文学作品，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欢乐。 我们也读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布鲁斯特和其他人的作品，在大量的阅读中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反映佛罗斯自发力量的俄罗斯文学的固有特色和特殊性。 当把俄国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较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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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人的非决定性、非目的性、没有边界、揭示无限、幻想性而惊奇。这可从契诃夫的小说的每一个主人公身上看到。西方人被钉在一定的地方和职业上，他们的精神形态是僵硬的。１９世纪的俄罗斯人是荒唐的，但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我的生活中还很多次地收到人们，主要是妇女的奇怪的信，在巴黎时期连续１０年都收到一个离奇的女人的信，她的真正名字我一直不知道，与她会面只有３次。 这是一个很智慧的、有才干的和有组织能力的女人，但是又近于无理性的。 另外一些来自国外的通信都带有沉重的性质。 这是特殊的交往世界。我发觉某些俄国人对我的态度是有假象的。 这些人对我表现了比实际上更多的观点一致和更多的爱。 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很多人避免与我争论。 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在争论中我很尖锐也很暴躁。 当然并不仅由于此。 另一些人则长久地努力保持与我外在的一致，而实质上与我在生活的基本评价上是有分歧的。 通常人们指责我很“左倾”
，我认为这个述语是有条件的和具有一定内容的，我对于侨民中占统治地位的讲究肤浅的体面的意见（实际上是丑陋的不成体统的意见）的态度是“左”的，但是希望按实质解释它。 我将把这种见解称为“左的”
：认为人的最高价值、所有的人，潜在的个性都要服从被称为集体的、超个体的现实的人，即国家、民族、经济威力。 我将称这种见解为“右的”
：它强调，在实质上，用国家和它的威力、民族和民族财富、专横的教会等等的集体的现实来奴役人，奴役生命的实体（特别是能感受痛苦与欢乐的实体）。
我称社会组织和社会博爱凌驾于人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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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为“左”
；把否定和贬低人道、否定和贬低社会组织高于接受传统力量的残无人道的现实集体的原则的称为“右”。
人应当是“神学中心”的，并且建立在上帝本源的基础上；社会则应当是“人类中心”的，并且将自身建立在人道的始原基础上。社会中的神学中心主义导致神权政治对自由的否定，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重复着这种谎言。 我的这些思想是非现代的，反对时代的，因为现时代是站在否定人道的旗帜下的，甚至为残无人道所陶醉，我不想成为当代的，我认为当代是可耻的。 黑格尔奉若神明的时代精神一直包含着欺骗和恶的基质，因为时代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欺骗与恶。 时间在人之中，而不是人在时间之中。我已经讲到由于外国的东正教而产生的苦恼，这种苦恼我在西方呆了多年之后仍未消失。 当莫斯科的宗法制教会与由叶夫洛金都主教主持的国外的东正教会发生冲突时，我坚决地附合莫斯科教会，并写了激烈的文章《俄国教会的哀号》，这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冲突。 应当郑重地认识基督教，我认为它是被曲解了的，是被用来适应某些人的利益的。 我不断地受到冲突的折磨。 当菲多托维依因在《新俄罗斯》上发表“左”的文章而想离开神学研究所时，我和他的冲突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 官方教会的平庸丑陋和奴隶的面貌已经相当地伤害了我。由于和菲多托维依的纠纷，我在《路》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在东正教中存在着良心的自由吗？
》，这篇文章使我和神学研究所的教授们发生口角，并且给《路》制造了麻烦。 这是很多的插曲之一。 我一直用战斗来保卫精神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妥协的。 当侨民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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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在我十分勇敢的攻击下成为胆怯的意见时，我显得很可笑。 这种情况是预先就决定了的，因为对我来说，侨民的公众意见，甚至一般的公众意见简直只具有极小的意义。 但是我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视为无，并且轻蔑公众意见与它斗争，并不是由我自己的某种力量预先决定的，我一直受到易卜生的《人民的敌人》中施托克曼医生的话的鼓舞，他说：“谁独自地站在生活的道路上，他就是最有力量的人。”
对于所有的思想指向和思想体系，我都很敏锐，特别是对于极权主义，我有能力深入其中。 我以很大的敏锐性深入于托尔斯泰主义、佛教、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施泰纳主义、托马斯主义、德国神秘主义、宗教正统思想、存在主义哲学，但我不能与它们汇合，我始终是我自己。
G当我被逐到西方时，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占优势的是反对浪漫主义及一般地反对１９世纪的状态。西欧的知识分子鼓舞着古典主义、客观主义、对感情生活的敌视、组织性与秩序、人对权威的服从原则，最担心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特点是，天主教中的托马斯主义、新教中的巴尔特学说都向往艺术中的古典主义，到处寻找客观的秩序，讨厌无秩序地创造的主体性。 １９世纪要对各种形式的无秩序负责，它是万恶的。对浪漫主义的反动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