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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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环境，依赖于阶级地位。 可能存在着对于掌握扎根于先验意识中的真理和正义的或大或小的有利条件，“阶级的真理”
则是荒唐的词组，不过，可能存在阶级的谎言，比如，与人剥削人有牵连的资产阶级所传播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我构造了无产阶级“弥赛亚说”的唯心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要从剥削制度的罪恶下解放出来，并被赋予接受先验意识（它决定了真理与正义）的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要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心理意识和先验意识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一致，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我比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但是我拒绝赋予它以形而上学意义，拒绝把它和一般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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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的思想相关，我保卫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 我在所参加的那个派别中开辟了思想自由运动的可能性。 后来我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与他这时在苏黎士会晤）。
他对我说，由于我的哲学，我不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和Ａ。Ｂ。 卢那察尔斯基（他也是基辅人）争论。 卢那察尔斯基不承认真理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我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 斗争有时十分激烈。 我是激烈的好争论的人，同我争论是不轻松的。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卢那察尔斯基因这些争论而生气。 当然，应该说他本人并不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及尼采结合起来，醉心于艺术中的新流派。他是阅读范围很广、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着轻浮的痕迹。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卢那察尔斯基将在严厉专政的政府中成为人民教育委员。 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想必为契卡的活动感到难堪，他希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并且因此惯坏了作家和演员。
在我年轻时代的如此不完善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我终究成功地提出了使我一生不得安宁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更完善的形式中进行了表述。问题是这样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的水平。 认识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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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应遵守的逻辑性质，而且有人人应遵守的社会性质，这就决定了，正如德国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进行认识的不是先验的主体，不是万能的理智，而是具有一定的精神结构，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 任何先验的东西都不能自我保证，因为它们处于人之外，处于超越经验的范围。必须规定具体的人对先验的东西的关系。 这个问题最终将我引向存在主义哲学。 我在书中后来这样表述：“我与客体世界”。
我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关于认识的社会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就表现出苦闷及其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有关的感受，所有这些导致我发生内在的转变。在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前我经历了上升与繁荣时期，我的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里，正如整个青年时期一样，我是忧郁的，陷入充满冲突的境况里。 但是有时回忆起这个时期却带有喜悦的心情，尽管回忆对于我是痛苦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了内在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我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决定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情感的丰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表现自己的激情，而是经常自我压制。 这大多不仅是理智的过程，而且是和我的生活的全部事件相联系的。 向我展示的新的世界是美妙的，同时我越来越增强了彼岸的超验的感觉，我也越来越嫌弃那种满足于此岸的、地上世界的闭塞圈子的世界观。 当时，易卜生的学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易卜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成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让我喜爱的作家，我的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我对个人命运的敏锐感受全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有关。 同样，我也读了象征主义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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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所有这些使我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圈子疏远了，其实，我与它从来也没有融合。 如果认为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在“同志们”的圈子里旋转，那是不对的。 我经常与其他的团体交往。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还与学院里教授哲学的。 。 d ‘切尔帕诺夫有密切交往。 他是很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听他的唯物主义批判课能获得好的收益，星期六我常到他那里去，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专门哲学谈话。 这种谈话对我是有益的，使我从自己的封闭思想中走出来。在政治上我们是有分歧的，但这并不重要。 切尔帕诺夫在哲学上首先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是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人，在当时，他是一个新型的教授。 在流放前，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是我的终身朋友，也可能是唯一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所看到的才能出众和最优秀的人之一。我说的是利夫。 舍斯托夫，他也是基辅人。 当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著作，我特别对他论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感兴趣。 我们经常争论，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是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是相近的。 这不仅是兴趣的智慧和交流，而且是存在主义的交流，是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一直到他在巴黎去世以前我们的交往都很密切。 另外一些人也和舍斯托夫有联系，这些人对我没有哲学上的意义。 在我流放启程前，一位美丽的女士对我说了这样告别的话：“在生活中没有比爱更美好，没有比痛苦更真实。”——出自阿尔福来德。 法。 穆塞。尽管我的精神危机开始了，尽管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但是在流放前这段时间仍是我大受欢迎的时期。我第一次作公开演讲，讲的是《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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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的一章，当时我听到了真诚热烈的掌声。 这与听众知道我行将流放北方有关。 后来，当我受到特别的指责和文章的谩骂时，我经历了长久不受欢迎的时期。 我甚至喜欢上不受欢迎的痛苦滋味。 流放前这个时期对我好似春天，充满了诗意。 这种情绪延续到我流放的最初阶段，我的思想和情绪反映在《为唯心主义而斗争》这篇发表在《神的世界》上的文章中。 这篇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左派集团的愤慨，这些人大多数是墨守陈规的。 文章的序言引用了我所喜欢的易卜生的戏剧《建筑师索尔尼斯》。我从来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实证主义者，这也就使我与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此岸性”
产生了更彻底的决裂。精神的价值和一直不受重视的美的价值，被宣布占有首要地位。我亲身感受到２０世纪初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繁荣的精神潮流，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极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比唯心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可能更加是本性使然。 关于个人与自由的课题是我一生中的课题。 我一生都感到，在完全与人们进行社会配合的情况下，我所固有的才能便衰弱，而在冲突和孤独的情况下，我的才能反而增强。这些年我深入研究的不仅是精神思潮，而且是狄奥尼索斯（酒神）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这里是结合在一起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 尼采学说解释不了这种情况，只有用我的本性所固有的狄奥尼索斯因素才能解释（尽哲它不占主导地位）。瞬间神魂颠倒的感受是我所固有的，尽管我重理性，通情达理，但那种感受也经常发生，很明显，这可以用我的法国血统来解释。特殊之处是我永远也不醉酒，我能喝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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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醉，在醉鬼中我独清醒。 在这方面我能自我约束，同样，我也从不受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集体的传染病。 使我着迷是不可能的，我过于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创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质。 我经常在主要之点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为“地上的支柱”
，这个世界的封团圈对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彼岸的”
，超验的东西对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从理智上来说，尼采在第二个时期是实证主义者，而我是形而上学者。 可能因此我的二元论因素较强。 在一定的时期我体验了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喜悦，生命力高涨的状态。 但是我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原始的爱，对生活的喜悦经常与悲观情绪绕在一起。 生活喜悦的高潮在深化与发展中不是导致丰富的现实，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死亡。 正是狄奥尼索斯思潮引导我走向我的生命之最不好的、颓废的时期，这也就是流放的后期和流放后的时期。有意思的是，生命力高潮时期并不是我的创造思维高潮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作的事较少。 我的很多力量都放在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冲突上。 对我来说，个性解放，个人位于社会之上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 我的一个流放时的同志，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告诉我：“不知你是否将站在高于人们住宅的塔顶上，也许这是美妙的。”
他说他作了可怕的推测：我会被看作毫无希望的“个人主义者”
，虽然我在政治上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完全带着左派的色彩。 我极力反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主义，因为它压制个人，否定个人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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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权力。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