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奴役与自由-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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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爱所具有的个体人的意义，而且还把爱的个体人的意义判作不道德。罗扎诺夫这方面的思想正好与之暗合，只是他要求前后一致，即：如果性行为的结果受到祝福，那么性行为的本身也应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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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费多洛夫对于死亡特别感伤。死，即使对每个人来说是唯一的生存，是不可更改的选择，他也不同它合作。他激发人起而抗拒死，征服死。究竟如何征服死？他既不赞成经由“个体人的爱欲”

　　　　、“个体人的不朽”

　　　　（索洛维约夫）

　　　　，也不赞成经由崇拜生殖、绵延种族（罗扎诺夫）

　　　　，而认为必须经由“死者的复活”。对这种复活，他号召人不要消极被动地等待，而要积极主动地创造。另外，费多洛夫还希望把爱欲的动力转变为复活的动力，即对爱欲的动力进行生成转化。费多洛夫相信有逆转时间的可能，相信人不仅可以运筹将来，也可以运筹过去。复活即对过去的积极转化。罗扎诺夫不是爱欲的哲学家，与索洛维约夫和罗扎诺夫完全不同，费多洛夫充满了对死者的怜爱。他的请愿不为着种族和集体的生殖，而为着种族和集体的复活。

　　　　总之，这三位思想家对爱与死、死的奴役与性的奴役都作过深刻的沉思。

　　　　人本性中的深刻矛盾与性的自然力相互关联。

　　　　性折磨人，粗俗地奴役人，酿造生活的不幸，人在这方面已有体验。但另一方面，人生命的张力又系于性，性的动力即生命的动力。

　　　　性甚至也可能是创造热情的源头，而那些无性的生物其生命元气大抵相当孱弱。人的性动力有别于专门的性功能，它一经升华，便导向创造，这似乎不失为一条攻克性奴役的路径。

　　　　爱欲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创造的源头，但它关联于性，便又被作为人的消耗的标志。另外，爱欲的动力也常常与人的特殊的渴求发生关系，这在青年人那里表露得十分突出。性每每横遭世俗化的败坏，人的生命则又经由败坏了的性而被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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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５４２

　　　　大凡卑劣庸俗的东西无不关联于性。性和爱欲不仅在人的肉体方面被世俗化，而且在人的心理方面也被世俗化。现在对“爱”这个词，言者难以启口，听者不堪入耳。性用既简便又肤浅的形式奴役人。

　　　　世俗性王国中的性恐惧也使有产者恐惧，特别是性同金钱的统治权力联合在一起时，则更加窒息了人。

　　　　性奴役往往同人的生活实行女性原则有关。女子更倾向于奴役，同时也倾向于被奴役。性在男女天性中所占的比例不同：于男子仅是部分，于女子则囊括了她们的全部。因此，女子天性中受性奴役的居多，相应个体人格的实现也更艰难。

　　　　注意：我这里并不是削弱或否定她们的性的创造动力，而是指她们攻克性奴役和进行性升华的艰难。

　　　　对性奴役的最后攻克意味着建构雄雌同体的整体性，但这不是无性世界。在创造的本能中常需要爱欲作为酵素，只是它在当今已被共相化了。伦理学的终极对象是爱欲，这是一种精致了的奴役。个体人格原理、个体人格价值和精神的自由不能以此为准绳，因为爱欲也可能是精神的被动性，从而演成灵魂－肉体统治精神。伦理学的原则和精神的积极性必须以护卫个体人格和自由为前提。这里，我们要追问：性和婚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的一切爱欲的生活都充满着矛盾，这在客体化世界中不可消解。弗洛伊德相信性生活不和谐，它始终横陈着矛盾性，这不无道理。

　　　　许多不可言状的折磨人的体认都与性有关，它被置于无意识的性生命与社会习俗的监视的矛盾冲突中。

　　　　这是关联于性的性欲之冲突，也是关联于爱的爱欲之冲突。

　　　　弗洛伊德因为世界观的局限，忽视了爱－爱欲的问题。这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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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磨人的矛盾冲突每每进到深层次上，便涉及人生存的形而上的问题。

　　　　性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已被客体化和外化，已分裂了人的整体生存。性，经由强大的无意识流的推进，把人抛向客体化世界，把人置于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决定论和必然性的统治之下，使人不能不远离自己的本性，不能不转换成客体。性的全部秘密正在这里，性成了一项强加给人的客体性。解救人必须攻克作为强制性的客体性的性奴役。强制性的（东西）只能是客体性，性就属于这一类。性幻象压迫人，它包括人在性欲的满足中实现自己的自由。其实，性在此间已把人搁在强制状态中，自由安在？

　　　　性显示普遍的种族的权力，它是人的非个体性的（东西）。唯有爱才是个体性的（东西）。性欲不是个体性的，爱欲才是个体性的。

　　　　这是索洛维约夫和门林格尔所作的理解。

　　　　在性意义中的种族的非个体性的（东西）

　　　　，关联于逻辑的形而上意义中的种族的非个体性的东西。人自身的个体人格与自身的性之间的冲突颇为激烈。性在实现自己时施展自己的非个体性力量，践踏个体人格的价值，贬损人。因此也就产生了关联于性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的增强，意味着个体人格的崭露和个体人格意识的觉醒。性的种族生命把个体人当作工具，它给予个体人的满足仅仅是一种幻象而已。这幻象对于种族的生命是必需的，对于个体人格自身则未必如此。

　　　　当性找寻自己的出路，以脱出制造人口和传宗接代的功能时，会轻易露出它伤害个体人格的整体的本性。作为部分的功能常倾向于反叛人的整体结构。这时，性则把矛头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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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４２

　　　　个体人格的整体。这是性欲的冲突，它发生在指涉人生存的更高层次的爱欲的冲突之前。具体说，向内，爱－爱欲同性的非个体性生命相冲突；向外，它又同客体化的婚姻、家庭生活和社会习俗相冲突。在这里存在着性的奴役与婚姻，家庭的奴役。这两种奴役均是性的客体化的产物，也是在社会习俗的钳制下爱的客体化的产物。

　　　　在矛盾冲突的复杂网络中，人既受自身的自然本性的奴役，也受社会的奴役。

　　　　一方面，无序而散漫的性把人投进无边无际的自然欲望的苦海，摧毁人的个体人格，碎割人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当社会力量整治性，迫使性皈依某种组织，以受其监察和指导时，却又制造出无数新的奴役形式。在客体化世界和社会习俗中，家庭作为社会制度的形式之一，不可避免地显出对性的某种组织作用，但是家庭的形式不能一成不变。家庭依赖于社会经济制度，它同国家中的社会组织十分类似，也常常奴役个体人格。

　　　　唯有建构友谊型的家庭，才能把性对人的诱惑与奴役限定在最低量上。与此同时，也才能培育出人性型的家庭，以护卫人不受国家力量的戕害。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生活和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生活，均与爱－爱欲的主题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也不属于这个主题。

　　　　如前所述，爱不属于客体化世界，爱阻绝客体化世界，彰显无限的主体性，臻于另一个世界。因此，爱与家庭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着深刻的冲突。这也是个体人格与社会、自由与决定化之间的冲突。爱的意义也许仅是个体人的，而不是社会的。爱的意义一旦被社会攫取，爱则隐而不彰。维系于家庭形式的暴君比维系于国家形式的暴君更可怕。

　　　　那些经过精心建构的权威的等级型家庭最折磨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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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摧毁人的个体人格。解救运动如果进到扫荡这种等级型的家庭形式，也就指向了人格主义的深层意义，也即是一个基于个体人格尊严的运动。

　　　　世界文学在争取人的情感自由方面已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拒斥人的性奴役方面还未见功效。遏止人的性奴役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为着个体人格和自由而反抗决定势力的革命。自由显示精神。在社会的客体化世界中，家庭的自由形式应多一点，家庭的权威的和等级型形式应少一点。

　　　　福音书要求人脱出家庭的奴役，走进自由。如同基督教精神不能完全贯注国家一样，它也不能完全贯注家庭，因为在社会的客体化世界中无任何神圣可言。

　　　　爱在世界历史中被忧虑缠绕。这种忧虑有两种：一、当爱与世界发生关系时，因受社会各方面的压迫而产生忧虑，这可谓“爱的社会忧虑”

　　　　；二、爱自身施给世界的那种忧虑，这是一种内在的忧虑，可谓“爱的形而上的忧虑”。这具有社会的和形而上的根源。

　　　　爱的社会忧虑关联于社会各级组织机构的暴虐，即使不能完全克服它，也还可以控制它，可以使它减少到最低限量。

　　　　但爱的形而上的忧虑在这个世界中不可能被克服。爱携有死的因子。

　　　　爱－爱欲蛰伏着可以转化为生命的共相源头的潜力，它既能吸摄能量，放出光热，也能拒收能量，暗淡无光。所以，爱－爱欲不仅仅实现生命的张力和圆满，也挫伤生命，使生命萎缩、枯竭。爱暴虐人并奴役人。比较而言，女子的爱更多这种暴虐，更需要一切对于自己的服从，因而也更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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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９４２

　　　　体人格的原理相冲突。爱与嫉妒结合时，给人以魔性，甚至把人转变为暴君，这在女子那里常可发现。

　　　　爱的形而上的忧虑不在于爱不可分割，也不仅仅在于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可分割的爱——这些爱确实太折磨人了！

　　　　相反地，爱的形而上的忧虑正在于爱的内在可以分割。这是一种幸福的爱。

　　　　这种爱关联于个体人格的奥秘，关联于悲剧，关联于男子与女子天性上的重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