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城-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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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圣托马斯说：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如果劈分与自然界相抵触，那么它怎么能算是法制呢？
那么法制也是不应该有的了。
斯考特回答：劈分是由于非正义的行为，即由于犯了原罪而发生的。但是斯考特的这一注释是不正确的，因为阿姆弗罗西说过、劈分是贪婪和暴力的后果，斯考特对这句话又如何来解释呢？
圣克里门特也说过，使徒们使我们恢复了自然法；可见，往昔的不公平就包含在现在的财产分有制内。加艾丹诺教导说，过去存在过人们不赞成的自然公有制，因为自然界没有指示分产，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应该不是具有肯定意义的，假使是具有肯定意义的话，自然界就会指示，应该过的只是公社的生活，而不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活。斯考特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是普通的。他说：但是，既然在自然界中发生在分有制之前的只是人们不赞成的公有制，那么怎么会象神父们所教导的那样，由于暴力、不平等和贪婪而发生分有制呢？因此，圣托马斯有更充分的理由教导说，公共使用是符合自然法的，而劈分财产和保护财产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权利的。而且这种财产是与自然界不相抵触的，因为在需要时和多余时它就是公共的财产，正如托马斯在谈到施舍物时所教导的那样。要知道，人和自然界所剩余的东西应该分给别人，否则，不让饥饿者吃饱的人也就不会在审判日被判罪了。圣托马斯的这一教义虽然把分产认为仿佛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于法制，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劈分财产和保护财产。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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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附 录 （一）
托乌斯特、瓦西里、阿姆弗罗西和教皇立俄（在《关于苛捐杂税》的第五次布道中）
的公正的教义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说：富人不是主人，而是分配者；如果他们是主人，那也只是在分配和保管方面的主人，就象主教分配和保管教堂的财产那样。
他们只是他们花费在衣食上的那部分财产的主人。
就象教皇约翰二十二世［１６２］在《怪癖者》法令中所作的决定和证明那样、甚至僧侣也有这一部分。因为僧侣和圣徒是合法地，而不是违法地分享这一部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权利，而不是根据实际的拥有来享受这一部分的；当强盗使用别人的某种东西时，才是根据实际的拥有来使用的。然而索托认为这位教皇犯了错误，由于他自己憎恨圣芳济派而作出了这种反对圣芳济派的决定：因为克里门特五世［１６３］和尼古拉三世这两位教皇提供圣芳济派的只是实际上的使用，而不是根据权利的使用，例如一个被邀来进餐的人是根据实际的消费，而不是根据权利来进餐的。
但是索托的看法却有错误，他不公正地指责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因为他提到的教皇们所否定的并不是由于自然法而产生的使用，而是由于合法权利而产生的使用。因此，圣托马斯也认为，对于那些使用消费品的人来说，使用和占有是区别不开的，这从他的论文《关于作为消费品的财产的使用》（第二册）中就可以看出。由此可见，教皇们所教导的，并不象约翰二十二世所教导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但是谁否定使徒们和基督有权利使用，谁就是异教徒，因为照这样说来，他们享用好象就不是根据权利，而是象强盗那样，是违法的了。属于强盗的是实际上的拥有权；然而在需要时由于自然法而产生的使用权也可以属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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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这一切显然说明了神甫们的教义是不可动摇的，不管那些呆头呆脑的一知半解的人是否同意。一个被邀请来的人是根据一种称为赠与而实际上等于出售的权利吃饭的。但是你会说：这么说，富人应该归还多余部分了。可是归还给谁呢？
给穷人还是给国家？我就会说：给国家也给穷人。但是这里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地方，因为已获得的权利并不属于穷人，所以我说：给上帝，正如瓦西里、阿姆弗罗西和立俄所断言的那样，上帝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总之，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们做事是问心无愧的。在这个国家里，消灭了万恶之源的贪婪，做生意所固有的欺骗，消灭了偷窃、抢劫、无节制、穷人受侮辱以及甚至高贵门第的人们也具有的那种无知（因为他们虽然想研究哲学，但还是被迫要工作）
；还消灭了过分的关怀、过度的劳动、商人所谋取的金钱、吝啬、骄傲，以及因财产分有制而产生的其他恶习。如前所述，自私自利，仇恨，嫉妒，耍阴谋诡计也同样地消失了。由于国家职位是根据天赋的才能来分配的，所以我们就能铲除那些因职位的继承和选举以及因贪图功名而产生的恶事，正如圣阿姆弗罗西在谈到蜜蜂国时所教导的那样。
我们也仿效自然界，象蜜蜂那样，使最优秀者担任首长的职务；如果说我们也采取选举的办法，那它是合乎自然的，而不是随意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所选举的是由于具有天赋条件和高尚道德而出众的人。
１。
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的答复。
我们发觉亚里士多德是故意犯错误的。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不论地段，果实或劳动成果都是公共财产。
在我们的国家里，正如正文［１６４］中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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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附 录 （一）
出的那样，负责人员是按照适宜性和能力来分配职业和劳动成果的，是委托手工业方面的负责人会同许多人来执行这些工作的。谁也没有机会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因为大家都在公共食堂中用餐，并向主管衣着的负责人员领取所需要的衣着后，按照季节和自己的健康情况穿这些衣着。这在使徒们生前的寺院中无疑地也可以看到。
亚里士多德是胡说八道。
请参阅《太阳城》本文中关于衣着按照季节、劳动性质的分配办法，职业的分配办法，工作的执行等等办法［１６５］。
要知道，谁也不能不接受这种分配办法，因为一切都是根据理智办事的。
而且，每个人都喜爱适合他自己本性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是我们的国家所固有的。
２。
对第二个反对意见我们的答复也是同样的。
我们国家的负责人员使每个人从幼年时代起就按照他天生的爱好，开始研究各种艺术。每个人经过用最好的方法在经验和学习方面的考验后，被推荐来执行对他比较适宜的职务。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人物，才能按照本文中所描述的程序［１６］成为最高的负责人员。战士不愿意当首领，农民不愿意当司祭。在我们的国家里，授与职务是根据实际技能和学问的，而不是根据赏识和亲戚关系，因为我们已使亲戚关系化为乌有。每个人要在自己的德行出众时才能获得职位。最重要的负责人员不会推崇一些人，而凌辱另一些人，因为他们不是专横地，而是遵循天赋条件进行领导，并给每个人指定合适的职务的。
他们没有财产，如果有了财产，他们就会靠它来侵犯别人的权利，以便抬高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具有遇事处理得当，从而获得荣耀地位的特点。
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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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或父母，因此他们爱护所有的人，而不侮辱任何人。谁也不是为了薪饷而作战，因为他有生活资料，但是每个人都需要那种由于自己的英勇行为就能有权获得的荣耀地位。罗马人一直到对特拉契纳［１６７］的战争为止，都是不领薪饷而作战，并竞相为祖国捐躯的；然而每当产生爱财的念头时，英勇精神就逐渐丧失。萨留斯底和圣奥古斯丁教导说，罗马人之所以能把他们的国家提高到这种帝国的地位，是由于他们热爱公社。据萨留斯底证明，迦图也说过：“公共财产的富足和私人的贫穷，对国外领地实行公正的管理，用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既不会因恐惧而感到苦恼，也不会被激情所迷惑）来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这一切使罗马国家受到赞扬。”
［１６８］十分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消费品和阶层地位的公有制［１６９］，并按照本性的要求完全能做到的，而且会做得更好。
３。
对第三个反对意见的答复。亚里士多德的论断，甚至索托的论断都是考虑欠周的，我不说它是不诚实的。使徒们和僧侣虽然没有财产，难道他们就不慷慨吗？根据圣托马斯的证明，慷慨不在于赠送你据为己有的东西，而在于使一切变为公有。在《太阳城》本文中已说明，国家如何帮助异国人和天生的穷人，因为从财产方面来说，我们这里是没有穷人的，这里的一切都是公有的，所有的人都是兄弟，互相效劳，在互相效劳中就表现出慷慨。
但是如果你继续坚持己见，那么我就说，我们国家的居民把慷慨变成了行善，行善是一种比慷慨更高尚的美德。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文［１７０］。
４。
对第四个反对意见的答复。
索托以通常的狡猾手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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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些论据。要知道，奥古斯丁在《论异教》一书中（第四章）曾教导说（圣托马斯也这样教导过）
，异教徒是那些否认有可能拯救有产者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当同妇女发生不正当的性交关系的人，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宣传公妻。
相反地，否定使徒们和僧侣所维护的公有制，是比否定分有制更大的异教。虽然如此，但我们同意：寺院之所以会分产，与其说是它自己发起，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