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言-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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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而非素朴的左派”实践论方式），拉出了垂直性的纵深，收纳也要求更多的知识。《巫言》的视角和书写位置下降了，更贴近着人的生命现场，也因此，过往另一组”的朱天文小说，亦即朱天文因为编剧工作中作为侯孝贤电影背景和补充、半废物利用再生所写成的那批小说及其世界，一直到《巫言》此时此刻才逐渐有机地和朱天文自己的世界汇流为一，而且愈随着巫言》书写的进行愈融入（附带的，我一定得提一下，作为一个长期看运动节目的人，我实在非常非常惊讶朱天文哪里来的对F1赛车知识和专业术语的熟极如流，我知道这不可能从杂志或网络资料要用才直接抄过来，你非得与之建立起某种真实的联系不可）——作为一个如此专注认真的小说书写者同时，朱天文过大的目标和太厉害的书写技艺，使她对文学也一直行一种自我贬抑的轻蔑，如同可以拿自己的小说集子来垫倾斜的桌脚或糊破掉的窗户，由此构成她一个意外且吊诡的书写危机。

然而，以巫为名，并以此言志，说明了这部小说不可能是单纯的写实小说，也不会甘心于就是回归当下现实的写实小说——《巫言》中，朱天文有感于小说同业川端康成的哀伤话语但不以此为足：“战败后的我，回到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悲伤中，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界和风俗，不相信现实的东西。”小说家可以弃绝这一轮人生，这一层失败的现实，这一眼望去糟糕的人糟糕的一切，但一个巫师不如此，他们会如卡尔维诺所说有“另一个感受层面”，并由此寻找改变现实面貌的力量。这是纳瓦荷的老巫师说的一段话：“他们教导我们，一切事物都有两种形式，葛兰兹市附近有一座山，白人叫它泰勒山，那是外在形式。他们说还有内在形式，就是在最早的第一个世界，又称黑暗世界的时候神族所居住的神圣松绿石山。第一个男人把它从第三个世界带出来，在他的魔袍上建造它，并且用松绿石装饰它。接着王兰出现了，我们周遭所看到的王兰是它的外在形式，但是当我们挖掘王兰的根来制造肥皂洗净身体的时候，就是以它的内在形式献给祈祷羽饰。蓝知更鸟有两种形式，所有的生物都一样，你也一样，我也是。两种形式。……人类在某个时期是有两颗心的，他们能够在两种形式之间穿梭变化，从自然转变为超自然。”

所以，既是朱天文的书桌，也是巫界。

我们说，小说家重新叙述你我每天生活在其中也多少看在眼里、已无法怀抱希望、“充其量不过是避免更坏事情发生”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意思？除了像本雅明所说更大的孤独、更多的沮丧和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而外？单纯的写实的确是让人不耐的，无法帮我们从“每当人性看来注定要沦于沉重”的线性现实时间，从一步一步走向理性铁笼的森严逻辑挣脱出来，事实上写实不仅不是打断它阻止它，而是催促它并提前实现它。我们的确需要有些神奇的事发生，有些会闪闪发亮的东西，一点点魔法，一点点巫术，让现实改道而行，或至少相信仍有如此可能，不只是我们一般人这么想，就连马克斯·韦伯都这么想——没有神迹，我们能仰靠谁？

卡尔维诺为我们揭示并细心说明这个，但他太理性太线条干净通透了，他对巫术的明亮解释也不免拆开了它，他的小说毋宁更像一次次的严谨科学实验而不是巫师作法祈灵。这上头，朱天文其实是有机会越过他的。真正的小说伟大巫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有趣的另一件事是，作为一个如此顽强不屈服的小说巫者，我们所看到朱天文和她电影“老板”侯孝贤合作的这一路以来影片成果，却是如此朴素的、收敛的写实调子，除了说电影终究是导演的这句我们已经知道的话之外，如今的朱天文还会多怎么想呢？

光亮而且快速的文字

巫言，巫的文字语言，巫师这门行当最重要的工具或说技艺，唤醒万事万物的灵魂，改变现实的面貌。

这里，我们先来看巴赫金的说法，让卡尔维诺如白骑士休息了。有关诗的语言和小说的语言：“诗人即使讲起他人的东西，也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展示他人的世界，他从不利用更符合这个世界的他人语言。说到小说家，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就是说自己的东西，他也总想使用他人的语言（例如运用讲述人不标准的语言、特定社会思想集团的代表性语言），时常用他人语言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世界。”以及，“社会上的不同语言当是客体的、典型化的语言，只用于社会的某一局部，有局限性。而人为创作的诗歌语言，则是直接表达意向的、无可争议的、统一而又惟一的语言。”

还有，巴赫金指出来：“所以在诗歌的土壤上才可能出现这类念头：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诗语’、‘神圣的语言’、‘诗神的语言’等等。”我曾拿这段话给朱天文和朱天心两人看，带着某种莞尔之心——的确有如此相当清晰的倾向，朱天文即使说的是他者比方说东区夜店嗑药狂舞的小鬼或只身一人黏在热带雨林田野调查的世界级人类学者，她用的，或者说她总有办法把他们所说所想的话语巧妙地转为，朱天文自己的、统一的语言，如同他们俱面向同一个命运。相对的，朱天心说更多私密的、精细的心事，但她总试着躲入某个他者角色之中，即使因此得迂回寻路，甚至有所制限而难以淋漓尽意，甚至变易岔开迷途，甚至造成误解，得耐心地一次一次、海潮般重来，每一回都只能说一部分话，语言有着“边墙”不那么容易跨过，世界呈现着拆解而且冲突的基本模样。

也不少人发现，真实年纪大两岁的朱天文，她的小说反而显得年轻，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如《乔太守新记》或《淡江记》）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而是某种豁脱于时间的不折损不反应，小说家阿城讲的“不接受社会的暗示”；朱天心的小说则永远有一枚滴答作响的现实时钟催赶，她少了点朱天文“告子先我不动心”的胸中定见，多了不少敏感，遂让自己卷入于、泅溺于险恶的真实时间航道之中，声音相对的苍老挣扎，布满了德昆西所说的各处棱角和裂纹——这个小说年龄的逆向歧异，其实也和两写语言的不同有关，是其源由，也是其必然而然的效果呈现。

如果我们借朱天心再往下追究一点，朱天心小说的苍老声音中其实不难听出来一直有一个极不协调的“童音”存在，并不化合，而是一根钢弦般（骆从军比较慷慨，称之为黄金之弦）孤独的存在，平常在她化身入他者角色、熟练地使用他者语言、不得不置身于巴赫金所说语言的“最稠密地带”讨价还价同时如不说出、不轻易示人、不参与辩论因此也就可以不妥协不变形的最后心事（在现实逻辑中，有些东西如匹夫怀璧总是危险的）。但偶尔它也会穿透而出，带着某种不顾一切乃至于绝望之感大声地、直言地说出来，尤其当各种交锋的社会杂语已陷入某种停滞的、无从清理起的语言泥淖时，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牢牢被现实的因果之网给捆住，不由自主被推动向前，久假不归地快变成另一个或另一种人时。就像年轻的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市集（意即大家已完成一种相安无事的、识时务的现实秩序）砸摊子时宣称我是带刀兵来的，这于是成为一个质疑的，乃至于破坏性的声音，以天真对抗老于世故，以记忆对抗安全的有利的遗忘，以我相信对抗遍在的怀疑、虚无还有靠着怀疑虚无取得的舒适——朱天心借由回忆的形式，把时间推回到某个天空比较蓝、汗水比较干爽、人窥见过天光一角如《圣经》所说进得了天堂的时日，一并洗涤干净已歧义、已苍老、已充满怀疑的语言本身，让它能够说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简单且巨大的东西”。

巴赫金深入小说的杂语本质，除了志业本身的理由而外，也不无当下的现实感怀，文学语言得重新进入人的生活现场，恢复其社会内容，尤其是他所指出殊少被开发被理解又被苏共以“人民”一词取消掉的活生生民间第二世界。但我们这个时代有另一端的匮乏和遗忘，“我们竟至于忘记了，生活的一个大而重要的部分，在于我们对于玫瑰和夜莺、黎明、日落、生命、死亡、命运这样的事情所怀有的情感。……我们渴望获得某种更为非个人的关系。我们渴望获得思想，获得梦想，获得想像，获得诗的意境。”

看朱天文和朱天心这样两个如此层级的小说书写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挤在同一间坪数不大的屋子里，其实其景观是很奇特的，仔细想起来也不免提心吊胆，好像谁在进行一个异想的、鲁莽的、不知目的为何的书写实验一般。依我个人所知，她们自从结束了小学暑假苗栗外公家假期之后（去的通常是朱天心一个），便从未彼此分开超过一个月以上时间，一起生活，一起养猫救猫结扎猫，接触大致相同的寥寥可数友人，读一样的报，交换传递彼此看完的书云云，重叠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却得各自回头写各自百分之百不同的小说（理论上，但也相当程度是事实），这如何可能？偏偏她们又都真诚地相信，对方的小说写得比自己的要好，这种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心思，也必定让某些有感的、原本有发展的书写材料戛然而止。也就是说，这样的善念无疑更挤压着彼此本来就不大、就没关紧门的“自己的房间”不是吗？

朱天文诗的文字语言，朱天文总有办法用自己的话语讲他人的东西，用自己的话语来展示一个一个他者的世界，原本彼此隔离而且总会彼此排斥、歪斜乃至于没关系的这一切，很简单就统一起来了，不太需要去想结构、组织云云的烦重问题，也不太需要考虑异质之物接榫、嵌合的琐碎问题。是的，我们并没看错，我们这些只读不写也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单纯读者，理论上习惯上既没能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