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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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的房地产大鳄一个个赤膊上阵，用最高的分贝喊涨，异口同声地说： 2006年房价高速上升势不可挡。
过快上涨的房价和一些房地产商的“坦率”，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声讨，民怨已渐成沸腾之势，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
在“国八条”出台一周年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简称“国六条”），标志着房地产新一轮调控帷幕再次拉开。“国六条”延续了“国八条”的调控思想，但更偏重于“结构调整”，其措施也更具操作性。12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以十分罕见的速度发布《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被称为“九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九部委十五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土地供给无法大增的情况下，试图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入手，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量化规定。其重点是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须占开发建设总面积70％以上。引人注意的是，监察部赫然名列其中。
这一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六条”是因为政府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以90平方米来限制开发商造豪宅涨房价。而开发商却根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是市场经济的倒退，户型和套型应该由市场和消费者决定，政府制定强制性的标准不可行，会导致产品的趋同化，甚至导致产品的积压。开发商普遍采取了观望态度，甚至进行了抵制，并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向政府施压，要求取消这一政策。而现实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典型的做法是，开发商按规定报建，但设计房子时就预先在两套小户型中间不设承重墙，售楼时对买房者声称“打通了就是一套170平方米的大房子”。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默许了开发商的做法。
开发商的过激反应并没有改变决策层的政策导向，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政策继续出台： 国土、金融、税收、建设等九部委的“国15条细则”、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165号文件、细化招拍挂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的166号文件、建立土地监察制度、限制外资准入的171号文件、对二手房交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108号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金融方面，央行于2006年4月28日和8月19日两次加息，幅度都是0。27个百分点，银监会于7月22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的九条措施，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9月5日，新华社全文播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针对各大城市“以地生财”的发展思路，提出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将全额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被视为国家叫停各地“土地财政”的先声。
调控的步伐一波紧似一波。2006年，九部委组成的调控大军在六个月中，出台了不下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囊括了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反腐败等各个环节，几乎已发动起所有相关部委。
应该说，政府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抑制房地产商的投资热情，稳定房价。
但是，房价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上涨的脚步。
2006年10月，北京以10。7％的涨幅领先全国。这是自2005年7月“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开始公布以来，北京房价连续上涨的第15个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6年全年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5％。单从数据上看，调控效果非常有限。
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啊！
以紧缩信贷为主的“121号文”为标志，房地产宏观调控从2003年拉开序幕。然而如同闹剧一样，在开发商的质疑声中，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出台了“18号文”，首次提出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致使“121号文”没能执行下去，当年房价暴涨。充分反映出在本轮调控初始阶段，由于对市场是否偏热吃不准，政策左右摇摆不定。
2004年，随着宏观经济调控的全面展开，政府在楼市调控上铁了心，大力紧缩地根和银根，可市场并不买账，稍做调整后反弹得更快更高。于是，全面性、综合型、高强度的“国八条”出炉了。随后的事实表明，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依然快速上涨。
没想到，从2003年到2006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严厉，年年试图调控房价，结果是出台一个政策，房价就涨一轮，再出台一次再涨一轮，涨到今天，所有没买房的人都在“望房兴叹”，房价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这究竟是因为政策效果存在时滞，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税收力度、加息力度不够，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执行不到位，也有人认为是政府低估了市场的需求，更有人将其归结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究其原因，更多人认为恐怕还得从政府方面找。政府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整治房地产市场的决心也是人尽皆知，政府既没把错脉，也没开错药，为何还要从政府身上找原因？因为，不少房地产病的“病源体”就在政府身上。政府下不了手，药效老是打不到病灶上。
这一观点得到了官方的印证。2006年11月30日，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北京就公开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对政策的认识存在一定差距，这是一些地区落实政策不坚决、调控措施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2006年，在怨声载道的网络地产论坛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房奴”，真可谓一词包罗万象，又满含酸楚。只要你想买房子，很自然就搭上了这时尚的词汇。“年轻白领，工作不久，存款不多，基础不牢，为了安家，东拼西借，贷款不够，家长来凑。”有91％的人购房用了按揭，其中31。8％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此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也就是说，现在超过三成房贷族沦为“房奴”。
在新加坡，85％左右的居民都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中，剩下的房子爱怎么涨就怎么涨，反倒对国家有利。在很多人眼中，政府本就应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性住房，面向高收入者的商品房则按市场规律运作。
但是在中国，到2006年底，还有65％的地级以上城市、91％的县级城市未公布住房建设规划。尚有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目标责任制，19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很多人想租住廉租房却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房子，很多人需要经济适用房却总也排不上队、买不了房。在北京，经济适用房早已变味，中低收入者买不到，买到的因为生活不便同样怨声载道，更有许多经济用房成了租用房。
夹在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该买什么样的住房？国家财政能否负担起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该寿终正寝还是继续保留？这些问题仍在争论不休却没有明确答案。
关注房地产走势的学者发表文章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了解与判断，在于政府还会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如果顺着2006年房地产市场政策思路，那么今后房地产市场会围绕着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调整产品结构这个大思路进行，那就必须生产更多民众有支付能力的住房产品。
然而，和任何方面的调控一样，政策效果总有一个“时滞”，即使是良药也不可能马上见效。2006年，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规模依然偏大；商品房供给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大户型的高档商品房开发比重过大；北京、深圳、广州、呼和浩特和大连等城市房价还在顶风大涨；不仅开发商，而且不少地方政府甚至阳奉阴违，政策执行力度如蚁拳击象，可见，房市的调控，还任重而道远。
公众在思考房价高涨原因时，大多把矛头指向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开发商的利益图谋和购房者的被逼无奈。其实，在畸高的房价中，有一个重要的成本往往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腐败成本。
“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房地产是管制最严、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无论是卖地的官员，还是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贪腐势力总有机会层层伸手。房地产业也因此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中最能展现权钱交换关系的典型领域，官员的腐败与开发商的暴利，如同魑魅魍魉一样沆瀣一气。
从2006年4月开始，国家八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的专项行动。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先后落马，既显示了中央斩断官商勾结链条的决心，也为房地产业的腐败成本做了生动的注解。
有人说，几乎每一宗房地产的腐败案例，都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商业贿赂生态标本。我们不妨对其内幕进行一次盘点式梳理。
2006年6月22日，原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中纪委“双规”，随即被撤销副省长职务。
其一落马，就有人断言，何闽旭出事恐与房地产有关。在池州市房地产项目、基础工程建设红红火火的同时，何闽旭与房地产商们过从甚密，在当地几乎是尽人皆知。
经中纪委调查，事实果然如此。
2000年7月至2004年3月，何闽旭在担任池州市委书记时，为池州某房地产公司在贵池市委、市政府大院土地开发、拆迁、规划方案审批、工程竣工验收等事宜上提供了帮助，先后11次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孙某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34万余元。何闽旭还曾为安徽欧华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建设拆迁、城市建设配套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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