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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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这一年，朱孟依在广州开发的楼盘也卖得火爆，效益颇佳，净资产收益率大幅提高。才使得合生创展得以在香港成功上市，一举筹得资金6。7亿元港币。
如果说房改是一个强劲的刺激，它将所有人的需求推向市场，导致了居民购房需求的爆发，那么中央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则相应增强了居民的购买力。此外，一些优惠政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降低贷款门槛、降低利息、减税等，对开发商的价格政策也相应放开，鼓励开发商随行就市，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自此形成。
事实证明，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推动，使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显著带动了投资和消费两大经济加速器发挥功用。1997年全国商品房成交量为9000万平方米，1998年为1。2亿平方米。同年，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2％，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人民群众的居住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众多的房地产财富神话在1998年开始纷纷上演，可以说此后的十年，是房地产开发商掘金最迅速的年月，是让房地产开发商连做梦都笑出声的年代。房地产界已成为孕育中国富豪最多的一个领域。
在中国，房子曾经长期属于单位所提供的一项重要福利，福利分房制度几乎一直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人们衡量一个单位好与不好，福利往往是至为关键的标准之一。而在单位提供的诸多福利中，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房子。1998年，对于习惯了分配制的中国老百姓是最具教育意义的。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斩断，取而代之的是货币购买的市场经济模式，人们在哭、笑、怒、骂之余现实起来，房屋、楼价上升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核心的层面。1998年也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
多年后的今天，当重忆往事，对于当年那段重要历史时期内发生的点点滴滴，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仍然记忆犹新，用他们的话来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97年6月，带着老婆女儿一起转业的吕政，转业到济南某行政部门工作。在部队里当团长的吕政当时渴念的是一个温暖的彻底属于自己的家。虽然作为团级干部，吕政在部队住的是单独小别墅，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报到后，吕政一家三口，被安排住进了位于经纬四路的单位集体宿舍楼。分给吕政的，是一个东西朝向筒子楼里的20平方米的单间，人均面积不到7平方米。
吕政想，这只是暂时的，以后肯定能分到大房子。不料他上班不到半年，就听到市里从1998年1月1日起就取消福利分房的消息。山东是全国第一个宣布实行住宅商品化的省份。
他顿时为自己的转业感到后悔。
吕政一直在笑着回忆，可是往事里不无酸楚——烈日炎炎的酷暑，傍晚回家收衣服，发现衣服上全是星星点点的黑斑。仔细一看，原来因为太阳一天到晚的曝晒，房檐上的沥青被晒融化了滴下来。
寒风凛冽的严冬，在厨房做好饭菜，穿过长达30米的长长走廊后，早已凉了。
就在吕政以为分房无望时，幸运却在一年后突然降临了。1998年年底，局里决定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吕政欣喜若狂，因为当时福利分房已被取消。能赶上最后一班车，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
多年以后，吕政还在庆幸，“我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国家政策好，但也要单位效益好，有经济实力，还得领导愿意为职工着想”。他说和他一起转业的很多战友，都没有赶上这最后一班车。
吕政一家成为搭上“末班车”的一批幸运户。
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却足以让一个盛年男子开始气定神闲，感知天命。
一纸文件，结束了无数人福利分房的指望。面对政策，有人为搭上末班车而欢呼雀跃，有人抱怨生不逢时，个中欢喜哀愁，饱含人生百味。
在南京市鼓楼区某小学当语文老师的常乐乐，是个既漂亮又爱笑的姑娘。可当她听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觉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校长曾指着学校后边的一块空地说，三年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当时很高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子。现在国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钱买啊？”
全国大大小小的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抢搭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一时间各单位抢购住房风起。很多来不及自己建设福利房的单位全部在市场上团购商品房分给职工，有的单位一买就是上百套，甚至数百套。一向供大于求的楼市，需求突然陡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在北京，三环之内的商品房很快被各单位一抢而空。广州老八区住宅的成交量比1996年增加了近1。5万平方米，房价也顺势上升，达到5615元/平方米，比1996年涨了483元/平方米。
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很多人开始想方设法做最后冲刺，甚至连婚姻这种事的前因后果程序都打乱了，福利分房成了“闪电式”结婚的催化剂。
“就为了赶房改末班车，我才被迫结婚。”提起房改，邹小伟笑地说道。邹小伟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湛江人，工作后一直与父母住一起。由于单身，单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轮不上他。到了1998年，听说福利分房要取消了，今后单位不再分房。当时才27岁的邹小伟，和现在的妻子才刚认识100余天，根本没想马上结婚。可他不断看到周边不少同事都在争分夺秒“抢房”： 有的还没女朋友，就立刻到乡下相亲找了个女孩结婚；有的结婚没几年，已经分过一套房子的，听说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立刻与另一半“假离婚”，然后“净身出户”，再在单位申请一套；还有的为了能分到房子，就向领导送礼……邹小伟看到后，也非常心动，心想： 房子是他的一辈子的事，以他当时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要到市场上买一套房，简直比登天还难，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于是，他与当时的女友一商量，决定“为了房子”而结婚。于是邹小伟一边筹办婚礼，一边向单位按程序申请房改房。终于，在两人拿到结婚证两个月后，邹小伟也如愿以偿拿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除去我们的工龄抵的房款加上房子本身的折旧费，这套房我们只花了3万7千元就拿到了。”邹小伟说，按照当时市场价格，一套这样的房子要20多万元呢。
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讲，某单位要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分配方案中有这么一条： 一年工龄计一分，如是已婚，则加三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他在一家杂志上刊登了如下征婚广告：“某男，年轻有为，爱好广泛，有住房，为解决个人人生大事，现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龄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任何一项改革都摆脱不了“中国特色”。
尽管前有国发23号文吹响终结福利分房的号角，后有国发10号文提供实施方案，但实际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并没有在1998年驶入终点。
在购买了自己的住房两年之后，北京某事业单位28岁的职工李辉有些后悔了。那是在1998年底，只有五年工龄的小李眼看在本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中无望，在女友的嗔怪下，一狠心在北京经济适用房的样板——回龙观小区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尽管位置偏远，但是小区规划完整，且单位售价不高，才2000多元。女友很满意，同事们也对他小小年纪就当上了“业主”很是艳羡。可是没想到，福利分房的“末班车”犹未了，在市区好得多的地段，有些单位各种方式的建房、“分房”仍在继续。新建的房子向职工出售时大大低于市价。相比之下，当初抢购场面颇为火爆的天通苑、回龙观的房子在二级市场的售价反而时有贬抑。
这不仅仅是北京市特有的现象，而且是今天全国范围内现实的缩影。然而，改革的实践并未能按照理论的设计运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种准福利性质的“分房”又改头换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种由单位在自有土地上建设，并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低价售给内部职工的房子，当时单位都称之为“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但有房产商认为，在此面具之下的，是一张“福利分房”的老面孔。专家指出，从1998年以来，官方的政策始终为这种住房“留有口子”。改革设计者在提出住房货币化目标的同时，即提出可以“发展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以保证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但令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善良愿望却在不断演变中，开始被逐渐膨胀的部门利益所置换，发展成后来的“准福利房”。至2003年，不同种类的以经济适用住房名义报批立项、由单位自行建造并定向出售的住房，竟逐渐形成一定规模。
也许是看到了集资建房的种种危害，2003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
2006年8月，建设部联合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发布《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严词叫停党政机关集资建房。
从“政策”与“对策”的博弈中我们能读懂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不够。在缺乏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订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他改革何尝不是如此！
广大的平民百姓没有任何特权可以享受，他们只能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地到市场上去花钱购房，拓展“生存空间”。生活是美丽的，自1998年始，越来越多的家庭搬出了合住的大杂院，告别了筒子楼里那阴暗潮湿的过道。改变，就像春天的花儿，在人们不经意中悄然绽放。单�
![[综漫]我们的黑王哪有那么傲娇！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3/382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