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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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房地产狂潮让后来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泡沫经济”,随后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宏观调控”。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宏观调控,看似事发突然,但其实酝酿已久。1992年后,中国经济万马奔腾逐渐失控,固定资产投资超速增长,金融秩序紊乱,货币投放过大,通货膨胀席卷而来。
这是一次立竿见影的宏观调控,连西方媒体都评论说,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后果将不堪设想。
1993年6月——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初夏,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央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之后,中国房地产业开始脱胎换骨,面目改观。
时任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的谢家瑾,在分析1992—1993年间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特殊背景时,归纳出四点原因: 一是从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经过了一段“休眠期”,到1992年聚积了较强的爆发力;二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是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四是中国房地产业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态。
不可否认,由于1992年、1993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度“泡沫”,使本来已属高价商品的商品房价格,一下子又跃上了一个高台阶。从此,中国的商品房就在贵得离谱的轨道上运行,远离了中国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
相对于那些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近乎绝望、欲哭无泪的人,提前从海南逃出来的冯仑、潘石屹等六个合伙人则气闲神定,寻找着下一个机会。他们正走在成功的路上。
1992年底,潘石屹到了北京,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怀柔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说话开门见山:“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
没几天,工商执照就批下来了。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正好县体改办主任坐在旁边,两人边吃边聊。主任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可现在没人做。潘石屹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主任说,好哇,可是就怕时间来不及,要准备材料,下星期就要报上去。第二天,潘石屹就直接找到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贺阳说,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这是个好事,应该支持你们。
接下来,潘石屹开始跑发起单位,在一个朋友的父亲的帮助下,找到(‘文’)了中国工程学会(‘人’)联合会和(‘书’)中国煤炭科学研(‘屋’)究院,两家很快同意作为万通的发起单位,之后他们又说服了纺织部下属的中国华诚集团。
有了发起单位的盖章还要填注册资金的数额,潘石屹给冯仑打电话,问填多大。冯仑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咱们都在海南待过,8不就是‘发’吗?我们就注册八亿元吧。”
注册的新公司叫做“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材料交上去了,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很快批了。
公司注册下来了,融资八亿的权利也有了,但股本金没有到位就还是空的。北京市规定股本金两个月就得到位,否则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
几个人商量了半天,想到了广告。他们选的是《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他们起草时借鉴海南的叫法写成“招股通函”。
广告刊出后,不到一个月,股本金全部到位,异常顺利。
1993年,房地产市场面临宏观调控,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有意将阜成门“新世界广场”项目转出来,招股成功后,有了资金的“万通”就接下了这个项目。
“万通六君子”虽然经历了海南房地产大潮,但就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销售经验远远不足。于是,他们就请了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潘石屹日后的死敌——香港利达行邓智仁。那时,邓智仁刚刚从香港北上京城淘金,他揽下了新世界广场的销售代理。
当时,北京的房地产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根本谈不上什么市场概念,邓智仁将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手法带到了新世界广场,立马在市场上引起了轰动。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被誉为京城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当初万通大约投入了1000万元的广告费,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
万通新世界广场的销售,可以说是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奇迹。他们的写字楼销到3600多美元一平方米,是当时市场的三倍。万通新世纪广场1993年12月24日才动工,但11月初就销售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当时连一方土都还没有挖呢。
当在开售的第六天拿到五亿元港币的回款时,六个年轻人都晕了,一个个迷迷瞪瞪的。你想,五个亿,这对刚刚成立的北京万通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意味着什么?
新世界广场项目之后,万通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的阶段。潘石屹回忆:“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之后他们相继收购了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高峰时期万通控制了70亿元的资产。
冯仑回忆:“公司扩张后,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业务,如同梁山兄弟一样,我们走到哪里都不用带钱,一下车‘兄弟’们前呼后拥,异常风光。”一时间,他们成了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万通接着就通过金融机构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
与此同时,在对事业的发展思路上六个合伙人的分歧日益明显,分道扬镳已成必然。
1995年6月,分手的时刻到了,地点选在浪漫情调弥漫的上海黄浦江畔。分家之后,冯仑继续掌控万通;潘石屹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就是SOHO中国的前身;易小迪创办了阳光100集团。另外三人则告别了房地产,王启富后来做起了地板生意;刘军回归高科技农业开发;而最后离开万通的王功权则选择了国际风险投资。
1993年
● 1月,《房地产开发报》(《中国房地产报》前身)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 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更名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同时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为核心,组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至此,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在全国145个城市中拥有178家企业。
● 6月23日,国务院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釜底抽薪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 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针对房地产出台16条调控措施,首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
● 7月,深圳市人大通过《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该条例对“房地产预售”做了专门规定,明确了商品房预售条件,深圳成为中国最早推行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城市。
● 11月,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改变了第二次房改会议确定的思路,代之以“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
● 11月,《广东省房地产开发经营条例》颁布。
● 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开征土地增值税。
1994房改再启顺驰扩张
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
重如泰山的羽毛
在想象中清晰的逼近
这是我虚构出来的
另一种性质的翅膀
另一种性质的水和天空
——周伦佑《想象大鸟》
1994,一个值得回味的年头。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应当说一年前就已开始,如今已成压顶之势。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面临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朱镕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这年1月28日,人们意外地发现朱镕基竟出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而且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只见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大家终于明白: 朱镕基已经痛下决心,全方位推出“改革新政”,让改革之风吹遍全中国。“改革新政”的内容如下: 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天生就是改革家的朱镕基,真正走上全国性的历史舞台是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其时中国的改革事业正处在“万马齐喑”的低潮期,中国社会面临重新上路、加速推进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幸运地碰上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历史也幸运地碰上了他。因为他敢于改革,他是“铁腕”。一切尽皆表明,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不会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到了1994上半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朱镕基来了个紧急刹车。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接近14%,国库券的利率为14%,银行利率也接近14%,这样,通货膨胀很快被压了下来。
如果没有别的措施的话,中国经济在1994年利率上升之后一定会是硬着陆。但是,我们在把利率上调的同时,做了一个对冲操作,我们把汇率下调了,调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利率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汇率贬值,海外市场就打开了。所以,实际上可以说,1994年是整个世界消化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因是之故,中国的经济没有硬着陆而是软着陆。从1994年一直到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