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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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最终肯定了“公积金制度”的方案，在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同时，提高房租（政府发补贴），低价将公房卖给住房者。除此之外，他提议成立了住房委员会，负责管理、推动住房改革工作。而且，住房委员会不完全由政府官员组成，还必须吸收民间人士参与。理由是，房改涉及千家万户民众切身利益，应该有民间代表参与，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利益，也容易听到民间的意见。

在叶伯初的印象中，朱镕基对此项工作大刀阔斧，却又细致入微，有时候休息时想到一些建议，立即打电话让他考虑。比如上海住房改革的思路包括：　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买房给优惠；分房买债券；建立房委会。其中，“分房买债券”这句话就是朱镕基忽然想到，马上打电话给叶伯初说的。

交通、住房、“菜篮子”三件事构成了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为民做实事的“老三件”。直到199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依然坚持强调要用三年时间继续办好交通、住房、菜篮子三件大事。有人统计过，朱镕基在任期间，每年在报纸上公布和解决的实事累计超过40件，每年的人大会上，当他告诉人大代表，去年的实事工程已经得到了落实时，都会迎来代表们的一片掌声。

“他的最大特色就是心中永远装着老百姓，说的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话，从不打草稿。”叶伯初说，“第二个特点就是雷厉风行，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绝不放弃，而且一定要抓出效果。”

上海率先出台了全方位、多方面、综合配套的房改方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开辟了职工住房福利一种新的实现方式，也为筹集住房建设资金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渠道。

1991年5月，作为五个重要内容之一，公积金制度被写入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上海市要为职工建立“住房基金”，钱由职工和企业共同负担，数额为职工工资总额的5％，这些钱，由公积金中心统一管理，用于向企业建房和个人购房发放贷款。

当时，上海市政府把全市房改配套金融业务的承办权交给建行上海市分行；建行上海市分行再将这项创新业务方案呈报建行总行。由此，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和住房金融市场正式拉开序幕。房地产信贷部主任顾浩钟说，全市公积金账户设立工作启动仅仅两个月，建行就为全市40多万个职工开设了账户。

上海在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第二年就实行了职工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办法。凡正常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的职工，在购买自住房时，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在住房公积金制度出台后的七个月时间里，迅速归集起4。25亿元建房资金，次年归集了7亿元。这也为1994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埋下伏笔。

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职工杨希鸿一家最早住在余杭路上，居住面积大概13平方米，按她的住房条件在厂里并不算困难户。但看到自己19岁的女儿每天在13平方米房子的阁楼爬上爬下，杨希鸿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改善住房条件的欲望就愈发强烈起来。

夫妇俩看到《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后，便去当时位于吴江路上的建行上海分行房地产信贷部咨询；也因此，她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虹口支行备了案。

心里有了数，杨希鸿夫妇于1991年10月19日去上海联城实业有限公司，购置了一套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路的建筑面积53。36平方米的两居室，并预付了4。51万元的房款。次年，杨希鸿幸运地成为上海首批住房抵押贷款获得者，尚缺的四万多元房款至此由建行一次性付给联城房产公司。

1992年5月8日，杨希鸿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穿着灰色毛衣，烫着卷发的杨希鸿，在一份油印的、略显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多年的住房梦，终于在那一刻圆满了。与共和国同岁的杨希鸿，也在无意间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个人公积金贷款的第一人。

杨希鸿至今仍保存着这份编号为001号的借款合同书。合同书上写明，杨希鸿向住房公积金中心贷了八万元分期偿还的贷款。这八万元，帮助杨希鸿购置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很多朋友来向杨希鸿祝贺：“恭喜你啊，有了自己的不动产了。”杨希鸿说，这些祝贺，“比我自己理解的还要深”。

杨希鸿一家人在东体育会路的这套两居室里住了九年，直至2001年5月再次向建行申请个人住房商业性贷款购买了新华路上一套135平方米的公寓。

据统计，上海1991年动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只有1571户，然后逐年提高，1996年达到2。2万户，2003年达到12万户，可以见到，1991年到2003年动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户数居然高了80倍之多。这说明居民购房意识的增强，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6。6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15平方米左右（新增住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福利分房和货币分房取得）。

2001年4月25日，新华社记者黄庭钧、姜微采写的新闻《上海人为什么买得起房？》，文中报道了上海实行公积金制度之后对于市民购房的帮助：　自1991年5月上海率先推行公积金制度以来，这项造福于民的制度已覆盖除农村户口、城镇个体工商户外的所有上海在职职工。目前，全市共归集住房公积金近400亿元，约占全国公积金总量的1/6；10年来，上海住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累计发放近280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40％。家住浦东的杨建弟说，原以为买房高不可攀，也不习惯借钱背债，现在有公积金垫底，心里踏实了许多。这位当年在浦西只有“一张床”、饱受住房之苦的“老上海”，1999年通过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在浦东买下了一套110平方米的宽敞新房。他又把市中心的老房子出租，租金用来偿还贷款，一家五口过得轻轻松松。

目前，上海市已有36万多户中低收入家庭，借助住房公积金贷款，圆了新房梦。见证上海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原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吴盛裕估计，至少有150万上海市民从中受益。现在，上海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占公积金贷款总量之比，由初期的不足5％达到去年底的98％。

公积金这根“金箍棒”，也撬动了上海住房金融市场的勃兴。各家商业银行利用市民公积金贷款的“搭车效应”，相继推出多种形式的便捷高效的个人购房商业贷款，上海市民的住房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空前高涨。仅2000年上海市内销商品大姓房1300多万平方米，其中约94％的15万套住房是市民个人购买的。这里面，还不包括当年近十万套的存量房交易。来自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公积金存缴如今已融入千家万户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当初，可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银行从最初的建行一家，发展至今，已形成16家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住房金融服务市场。

1994年11月23日，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全面建立。

在全国的房改陷入困境时，上海开创的这条新路，为全国城镇居民的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不到一成；1994—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

这项发轫于上海并在全国普遍推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实现职工住房社会化、商品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深得民心的重大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正确途径。近20年来，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问题、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居民住房消费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住房公积金带动了居民住房消费，促进了住房金融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公积金归集总额为3326亿元，累计向210万户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970亿元。随着住房消费的启动，个人住房贷款迅速增长。截至2001年底，全国商业性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合计已达6398亿元，是1997年底的33倍，首次超过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消费贷款余额的86％，基本实现了房地产信贷结构的调整。住房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居民购房的支付能力，已经成为居民提前实现住房消费的重要手段。

无数时间点上的瞬间闪耀，都是中国房地产业史上的清晰坐标。1990年，我们无法回避一些人，有的让我们扼腕，有的让我们惊喜。

孙宏斌无疑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90年，对孙宏斌来言，是巨大转折的一年，是从联想“少帅”成为“阶下囚”的一年，是充满乐观理想主义情绪的青年孙宏斌遭遇巨大现实残酷冲击的一年。

1990年3月，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他认为：“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孙宏斌还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宣称：“企业内部利益高于一切”。孙宏斌的小动作不言自明。在柳传志眼里，他已有拉帮结派的嫌疑。

柳传志此后找到孙宏斌，让他把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