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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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春天，和邓小平南下的专列一起早早到来。从1月22日到2月17日，将近一个月时间，他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钢。

第二章梦向何处寻1月24日，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抵达深圳，他想亲眼看看五年前自己画的那个“圈”到底发展得怎么样。下午，他愉快地乘车游览深圳区，然后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22层的顶楼天台，他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的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裹罩着的工地问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建53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建筑工程。梁湘告诉他，罗湖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若干年后，这里将是深圳的商业金融中心。深圳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了邓小平的思绪，深沉的眼神里表现出兴奋喜悦的表情。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专门来到原来作逃港通道的贫困渔民村。不到五年，村里家家都住上了两层小洋楼，富甲全国。多年后，当时的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还记得邓小平这次参观的细节。

“我们在1981年就统一建了住宅新区。邓伯伯问我是不是什么都有了，我说是，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6000元。我们渔民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邓伯伯说，全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至少要70年，因为中国人口多。一定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视察完深圳，他又前往珠海。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珠海罗三妹山，有人建议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对建设经济特区的思考，邓小平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不走回头路”，这不仅是对特区的肯定，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鉴定，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态度。

每到一处，邓小平都仔细地看，认真地听，但却不讲话，不表态。即使得知深圳在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在四年里增长了十倍，他也没表态。

这次视察，邓小平兴致很高，很满意。深圳的领导同志请他题词，他当时没写。

回到广州住下后，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特意把题词时间写成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表示在视察深圳的最后一天就已经有了这个看法。

这不是一般的题词，而是针对性、论辩性很强的文字，是斩钉截铁的政治结论。

这无疑是给特区的改革开放注入一剂强心针。

邓小平的挥毫泼墨，让关于特区的争论告一段落。大家说，改革开放的春天又回来了。自此以后，完全否定特区的言论基本销声匿迹。

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没有让邓小平失望，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

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等人汇报时，再一次提到住宅建设，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显然，他希望改革体制，加快速度。

邓小平一回到北京就约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高度评价经济特区的成绩和经验，特别强调说，对外开放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要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还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三个月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青岛、温州、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5月31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10月1日，海南行政区正式挂牌。海南岛开发建设掀起高潮。

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铺开，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今天，如果我们把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会发现在中国风云驰骋的这些房地产企业诞生于同一年：　1984年。王石、任志强、潘石屹、楼忠福、林少斌……这些当时并不引人注目，日后却在房地产界大展拳脚的传奇人物，都与1984年休戚相关。

当年，因为邓小平视察南方而信心大增，决定继续在深圳干出一番事业的大有人在。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一个人，他还是王石。

邓小平站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是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万科，王石当上了经理。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用王石的话来说，“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万科都涉及了”。年轻的王石一度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种多元化的“狂躁”是万科当时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对此，王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企业许多盈利空间，掩盖了企业的试错损失。”

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　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我们必须说，这时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还不是人们日后所熟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它还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原始积累。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这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他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这样的换汇倒卖看来比倒卖玉米要痛快得多。1984年前后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这样一条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外汇留成和配额指标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它们游离于法律的边缘，促成了某些投机者的暴富。尽管这种换汇游戏十分活跃，但当时的法律却含糊不清，为投机者留下极大的斡旋空间。

七年后，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1984年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悬念。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迅速在中国大地上热了起来，并很快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特区的种种传说，在人们的心中渐渐发酵。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下海”改写人生，开始了寻梦之旅。

1984年，从甘肃天水农村走出来的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被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的聪明和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并被作为“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潘石屹后来是这样叙述当时境况的：“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陪她去仓库领桌子椅子。想不到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不停地埋怨这张桌子不好，那把椅子不行。潘石屹劝她：“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能凑合着用不就行了。”不料，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伴我一辈子的。”听者有心，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　难道我这一生将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正在思变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由于很难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儿。

潘石屹突然坐立不安起来，下海创业的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他心头蔓延。春节一过，他便变卖了所有家当，辞职南下深圳。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

到达深圳南头边检站时，他身上只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特区通行证，如割肉一般忍痛从这笔“创业资本”拿出50元请人带路，才从铁丝网下面爬进了深圳特区。

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潘石屹突然觉得这儿真是天堂。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干出一番名堂来！

1984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庙的北京正在着力向东发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