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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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所起的极大破坏作用，所以我对它开了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对犹太人对德国科学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斗争，因为我把他们看作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主要鼓吹者和宣传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精神面貌的民族性方面。可以从科学史举例证明：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以及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直到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先驱们为止的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最常见于日耳曼人。如果查一查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代表人物和宣传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如果我们再回想到犹太人在建立神学教条主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教条的创始人和宣传家大多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必须确立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出身于犹太种族的人特别经常地显出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自然》杂志，第141卷，第770—72页。
他在黑衫队机关报《黑衫队》中发表的原文就更为露骨了：“尤其是在一个领域中，我们可以遇到表露得最为强烈的“白种犹太人”精神，而且可以直接证实“白种犹太人”观点和犹太学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这个领域便是科学界。把犹太人精神从科学界中肃清是我54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们最紧急的任务。因为科学处于关键地位，学术上的犹太主义总是可以从这里重新夺得影响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的重大力量。例如，很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德国医学面临新的任务的时期，在人们等待着遗传学、种族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学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期，我国的医学杂志竟在六个月之内，在总数2138篇文章中发表了1085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的俄国人写的116篇文章。这些外国人写的文章几乎毫不涉及看来急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在“交流经验”的幌子下，隐藏着所谓的科学的国际性原则，这个原则是犹太精神一直在宣扬的，因为它为无限制的自我推崇提供了根据。”（1937年7月15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国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学术界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命运就更悲惨得多了。对他们说来，不仅是失去工作，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要被残暴地投入集中营。
对科学的镇压 这些措施本身本来已足以使德国科学一蹶不振，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还要大得多。凡是有一个科研人员和教师实际受到迫害，就必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不敢维护纳粹国家所痛恨的客观标准以免暴露自己。大学和技术研究所的标准化工作也往往是这样。不仅校长以下的一切经选举产生的人员统统被纳粹党所任命的人员取代，而且在管理机构中还委任了一个地位很高的纯粹的纳粹官员。这样的人很少懂得科学，而且通常还从小就受到藐视智力活动的教育。
德国科学家所享有的一个优越条件之一——他感到自己是社会中重要而且受尊敬的成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科学工作主要是靠它本身的惰性进行下去；科学家继续工作着，直到人家找到了反对他或者反对他的工作的某些借口为止。有些借口是基于种族上的理由，有些借口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
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影响便是破坏了科学工作的自发性；独创性变得很危险了。
不过，只有等到新的一代科学家出现时，这个制度的全部影响才能显示出来，因为纳粹国家干涉得最具体的便是科学教育。第一，除开不准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之外，学生人数也锐减了。还强调学生必须基本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目前已寥寥无几了。而且纳粹对大学实行改造的结果，学校越来越无法对许可入学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劳役和兵役耗费了多年的潜在学习时间，而且在学习中目前是把全部重点放在体育和德育上面，而不是放在智育上面。
“国家必须把它的教育机器的全部力量用来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让它的儿童充满知识。发展心理能力仅是次要的。我们首要目的必须是发展性格、特别是发展意志力以及勇于负责任的精神；科学训练要远远地放在后面。”——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42页。
一个好党员“一听到人提到元首的名字，眼睛就会发亮”；会进行军事操练，而且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以公认的传统普鲁士方式进行决斗。这样的人变成了理想的好学生。求知的倾向、特别是任何客观批判态度都肯定是个人往上爬的绊脚石。要是这种制度能经历一代时间，那就一定会把伟大的德国科学传统摧残一空。
一切科学都为备战服务 本来连一点伪科学的遮羞布也不要，可能要更干脆一点。显然，从血统和国土哲学的观点看来，科学是根本用不着的，然而有意识地在文化上实行野蛮主义、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非日耳曼的传统而有意加以摈斥，仅不过是纳粹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德国在世界上的势力。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科学领域中显得最为突出。如果德国青年能够单凭赤裸裸的力量睥睨全世界和确立他们的优势，那就太好了。不幸现代战争却需要机器和有力的经济后盾，因而需要科学。所以纳粹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使用自己鄙视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力量。德国科学的存在也全靠这个军事和经济大国对科学工作成果的需要。但是在这里却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为此目的究竟需要多少科学以及需要那一种科学？多年来，德国技术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不过要是仅仅维持原状，就不需要把科学进一步加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要使国家能完全不依赖国外物资供应，就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还要创造和改进新的技术手段，这样便少不了科学。不过可以严格地规定科学的发展以达到这个目的为限。因而就有意识地制订了一个把科学事业变成国防部门的政策，即鼓励有助于直接间接的军事目的的各类科研，而且只鼓励这几类科研。从《我的备斗》中摘录的一段话说明，这始终是希特勒所力求达到的目标：“种族国家也应该把科学看做是培养民族光荣感的手段。不但应从这个观点来教授世界史，而且还应该从这个观点讲授整个文化史。一个发明家不仅要作为发明家而显得伟大，而且要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显得更为伟大。
对于每一项伟大成就的钦佩情绪必须变成因为这个幸运的成功者属于本民族而深感自豪的情操。
学校课程必须有系统地依照这一方针来设置，而且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使青年离开学校时，不是成为一个半和平主义者、一个民主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德国人。”（第473页）“让我们从小就教育德国人民只承认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那怕是在保全个人品格的问题上，也不要让孩子的心灵沾染上‘客观性’的祸害。”（第124页）“种族国家必须把毕业青年的思想训练和体育训练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这个任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训练已经可以算是以后的兵役的准备阶段。……要把军队看作是国民教育的最后和最高级的学校……他必须在这里学习怎样保持缄默……而且还要学习在必要时如何沉默地忍受冤屈。”（第458—59页）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厄恩斯特·克里克博士更露骨地说：“大学教育目的何在？我们的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军人的英雄科学、是富于战斗性和斗争性的科学。”——《论希特勒式学校与外国学校》，1937年。
所以在大学的物理课中，最受重视的不是关于宇宙或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而是弹道力学。关于宇宙和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都是犹太人创造的，因而要受到遣责。化学课自然而然地要适应生产炸药、毒气和代用原料的任务，发展德国自产的食物则变成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具体目标。
在军事科研的掩护下，人们的确也设法暗中进行了不少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剩下来的寥寥几个优秀科学家的确由于他们的同事受到镇压而得到了很大好处。不过后继无人，并且存在日益焦灼的气氛。
科学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这种把科学加以歪曲来为备战服务的行径，主要影响到比较精确的科学门类。在其他领域里，他们进行了性质上不同但破坏性更大的歪曲。人们必须为纳粹的种族优越的巨大神话和进行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科学根据。为此就有必要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整个地加以歪曲。在后几门学科中，他们对公认的事实大肆加以曲解，以至使这几门科学完全不复存在，然而却也竟然能找到一些显然乐意鼓吹这些理论的体面的德国科学家。的确这些理论都是其他国家的更为反动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事实上，纳粹观念的绝大部分都是舶来品。他们的最基本观念——他们的种族高人一等、是上帝指定的——完全是源出于犹太人。在德国，过去五十年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取得的进展大多被消灭干净了。为了替德国重新采用野蛮刑法和恢复惩罚性刑罚作辩护，需要更为粗暴的解释。新的种族科学就出色地满足了这种需要，下面所引的几段话便是关于这种科学的权威性论述：“不过，作为生命的基本力量的血统和国土都是国家－政治观点和英雄式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为一种新型教育打下基础。……对我们说来，血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能满足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学说。从种族一开始出现，这血统、这股生命的暗流，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把我们指引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血统是躯体的构造者，也是种族精神的源泉。我们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