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保安-第1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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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委里发生的主要事情……”

进了内间，赵建辉到时看出了这个甘晓莹还满是称职的，自己这么多天没上班，里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台前的那几盆花盛开的很茂盛，桌子椅子沙发都擦拭的很明亮，就连办公桌子后面的大书橱也没有一丝的灰尘。

桌子上的茶杯里面，泡的新茶还在杯子的中间部分悬浮着，一看就知道这是今天新泡的。伸手摸了摸，还有点微微的烫手。

“这样做不浪费吗？你也不知道我哪天回来吧？”赵建辉就看着甘晓莹问道。

“你堂堂的大主任，不会连这点茶叶都看在眼里吧？如果这些工作都不做的话，就像现在这样，您突然回来，我现泡可是来不及的……”

“那倒也是，把文件放在这里，您出去吧，打电话给小吴，让他把我的车子开出去刷一刷，放在停车场里面都影响京城的市容了……”

“好的赵主任，我马上就通知小吴上来拿钥匙，我的手机是139……，我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秘书，是不是要和其他领导的秘书那样，不管是上班下班都要跟着您？”临出门的时候，甘晓莹歪着头问道。

“这不一定，做我的秘书，并不需要时时刻刻跟着我的，你现在只要做好我安排的事情就行了。”赵建辉淡淡的说了一句，心里，却越发认定这个女孩子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看来这件事情会很有意思，就是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五楼综治办，四楼的维稳办都是占了整个楼层。别看那些人男男女女一大群人整天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这些人摸出来一个就可能是正厅副厅的，这要是放下去就是一市的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的那就更不用说了，综治办下面核定行政编制六十多人，维稳办的人员编制和综治办差不多，司局级干部占了一大半，正处、副处有二十多名，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十几名，科员却少得可怜，只有五六名刚招进来的大学生。

甘晓莹是什么级别的，现在赵建辉还不知道，但是想来能给自己担任秘书，最低也应该是正处了的。她这个年纪，如果放下去也是一个县的县长或者市县委书记了，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放在部委里面则实在是不算什么，上下班都要骑电动车或者是自行车的，就算是省吃俭用，也不过是买一辆不怎么样的小车代步，实在是和下面县市的正处级没法子比。

第1265章　不要装可怜行不

第1265章不要装可怜行不

但就算是在甘晓莹眼里被看做不怎么样的车子，她现在开的也是一辆白色的现代。十几万元的小车，经济实惠还省油，开出去虽然没有多大的面子，但是在家庭中用作上下班代步工具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可是，当她接过来赵建辉递给她的钥匙的时候，却不由得有点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吉利金鹰？这车子虽然外形不错，但是这个牌子的知名度其实在太低了一点儿吧？再说了，据说这款车子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巨多，这人什么身份啊，居然开这么一辆车？不是抠门就是装穷，你至于么？

回到办公桌后面，赵建辉处理了几份文件，无非就是在上面签署一个“阅”字，看看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赵建辉不由得摇摇头，政法委这边的工作还是很清闲的，与省长、市长任上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不大不小的案子，下面的省市谁也不想报上来曝光的，能压在下面处理的，就在下面想法设法的处理完了，实在是压不住的，那也是个别的人通过越级上访的渠道掀了老底，地方政府不得已才报上来的。

对此，地方政府起码有三种“花钱买平安”的方法。一是自己派人在北京截访。长期以来，这项工作以驻京办为枢纽，地方政府以及法院等都花费人力物力在京驻守。上访者来京上访，大多都是驻京办派人将其送回家的。

一位基层政府办公室、公安局和法院的年轻男性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得轮流驻京，主要任务即去各大衙门信访室截访。

但驻京办引起首都管理和行政秩序的混乱，导致中央裁撤。截至目前，除50家省级政府及经济特区政府和296家地市级政府仍保留驻京办事机构外，各地区各部门已撤销驻京办事机构共625家。

驻京办被裁撤，显然提高了地方政府派人截访接访的成本，使得第二种方法更可取：将截访外包给保安公司。以鼎元公司为例，即曾和19个省级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相关截访合作协议。

保安公司为地方政府截拦、关押、遣返访民，每个项目都有明确收费细目，包括：稳控费每人200至400元、强制费每人200至400元。护送费的细目则按交通工具、护送人员和距离不同，收费不同。

涂雄的保安公司也有地方政府找上门来洽谈这种生意，当时涂雄也看着眼热，还是赵建辉力阻他发展这方面的业务。后来鼎元公司受症，涂雄才心悦诚服的佩服赵建辉高瞻远瞩。

即使截访失败，访民影响已成，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那么地方政府需求助第三条路：“销号”。

上访者在上级部门申诉后，信访部门会备案留底，此谓之“标号”。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到京上访人数冀省位居全国第一达到了15700人次，中原省第二为5700人次，辽东省位居第三。

但2009年后，相关部门变更规则，对正常上访不再通报，只通报“非正常上访”人数，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国大排名，并下发到省级党委与政府。

这些排名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挂钩，但只要花钱去之，则无碍政绩。

包括驻京、外包和“销号”，地方政府对于信访的恐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各色寻租者、掮客、打手于其间觅食。无论驻京办、保安公司、信访局官员，在这个寻租场利益均沾，维护并扩大了“维稳”之饼。随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即便与“维稳”无直接关联，亦可以“维稳”之名，行“寻租”之实。

截访、外包和销号的灰色市场之所以存在，一大原因在于维稳体制本身。以信访为例，在信访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或“截访”，或“销号”，信访本应承担的“下情上达”功能近乎失效。然而，从制度设计之源求证，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的转身：与毛时代服务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不同，信访制度在新时期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

在应星看来，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维稳”问题必然浮现起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在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上，不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主体，因而势必具有与当事人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基层单位的控制能力削弱，城乡居民寻求自我利益表达的能力和空间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以往的行政手段似乎失效。

应星认为，信访一方面突出安定团结的秩序诉求，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层，另一方面，作为中央制约基层政府的手段之一，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依法抗争”。

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信访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能有一条群众线路监督地方，因此坚持信访制度；另一方面，却不想因此影响中央工作，因此要求地方政府严控信访，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并消化在基层。在这种以“堵”为主、不拓展梳理通道的思路下，一旦发生不稳定事件如集体上访，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非常手段。

由于缺乏程序性和法律效力，信访制度难以有效地终止矛盾和纠纷；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权力的任意性。与此同时，权力支配下的司法过程中的矛盾终止机制也是软弱无力的。

“维稳”体制与国家转型期面临的问题相适应，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要打破“越维稳越不稳”的稳定怪圈，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某所指出的，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

择其要者，可以“法治”二字概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中央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宣布，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仍需加速。欲求社会真正稳定，首推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具有公信力、能制约公权的司法，是社会的“减压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使得法院真正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社会冲突亦可纳入法治轨道。

其次，应当逐步扩大民》主。民》主者，公民当家作主也。大如政府换届，小如水价增降，公民手握选票，参与听证，选举有权，表达有道，不稳定因素，自然可去之大半。

再次，执政党应当转变执政思维，增强执政能力。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然现象。对此，一方面，政府自我约法，不越界，不违法，不制造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放开民间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一旦起了冲突，有法院独立审判，有非政府组织独立调解，自然安定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们有理由期待，法律不仅能成为人们的“挡箭牌”，亦能成为安定社会的鼎器。

但是，真的要达到这一步，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年。从赵建辉所处的角度看过去，这一步的跨越，还真的很难很难。它并不是难